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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何為?哲人何為?

 
  作者:倪梁康

  後現代的諸公們紛紛議論起哲學的困境與終結,絲毫不覺得這已是老生常談。近日還在宣稱宗教將要衰亡的人亦有之,但已很少再會得到注目禮的回報了。在我看來,撇開其他定義不論,哲學與宗教都屬終極思維,是人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思想著的人類所永遠擺脫不了的。非但康德、馬克思等近代思想家有如是說,而且早在古希臘蘇格拉底之前便可發現此類預言。

  所為終結思維,是指人們在將任何一個問題思考至極端時都必然會涉及到的那個思想層面。古人用許多故事來說明"大道相通",如庖丁解牛、百步穿楊等等,其意不在弘揚某類技藝的嫻熟至聖,而在暗示一個論題:任何一個不願渾渾噩噩度人生、迷迷糊糊看世界的人,都有可能通過他們各自把握的技藝來領悟和彰顯生活的真諦。他們可以是哲學家,也可以是神學家,或文學家、藝術家;或可以是帝王將相,或可以是平民百姓,乃至庖丁或賣油翁。這些人有別於胡塞爾所說的直向生活的人,有別於海德格爾的中性人或馬爾庫塞的單面人。正是在這種共同的大境界和大背景中,或者說在共同的層面和維度上,平凡而偉大的心與心之間達到溝通。

  因此,通常所說的吃飯的哲學、說話的哲學或經營的哲學等等,不過是某種技巧的代名詞,僅為些許彫蟲小技而已。真正意義上的哲學應當是大智慧,而且不妨是一些融在凡庸之中的大智慧。

  例如,汪曾祺先生將中國人的那種富有彈性的文化底蘊歸結為"儒道互補",他以為,這種互補的真髓說白了就是三個字:"不在乎"。海德格爾在其後期似乎也對這種哲學式的豁達與超脫若有所悟,並用一個德文詞來標識它:Gelassenheit,它如今被譯作四個字:"泰然處之"。

  不久前在書店裡偶爾翻到一本寫克林頓夫人的傳記,裡面說她在學生時代曾面臨過一到考題:你以何種心態對待失敗?她的回答令傳記作家讚歎不已:"以哲學的心態"。這種心態若按我的詮釋應當是"不在乎"或"泰然處之"。但也許克林頓夫人的本意並不在於此,而是想表達"吃一塹長一智"或"失敗乃成功之母等等這類哲理。若果如此,那麼她所擁有的仍然是些極具功用的小智慧而已。

  我以為,要想達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仁人境界並非難事,但它確實要以博大的視野為前提。如雨果所說,"目光短淺使人狹隘,視域寬闊使人超然"。哲學的沉思或反思無疑可以為視野的開拓提供可能。

  但是,有人會說,縱使哲學思維有永恆存在的可能,這也許並不能導出哲學作為職業而永恆存在的必然。此言當然合乎邏輯,而且甚至也合乎歷史。古代的哲人,很少是專業的。因此哲學原本就不是一個職業(德文Beruf)。但它對許多人來說卻不言而喻並始終不渝地是一門天職(德文Berufung)。這似乎與許多政治家的情況恰恰相反。大概是因此之故,德國的思想家M﹒韋伯以及政治家F﹒諾曼等才會呼籲思想家或政治家們要以思想或政治為天職,而非以此為職業。天職一詞在德文中的原來意義是召喚,這裡可作一種內心的召喚解。

  阿基米德在羅馬士兵衝入家門時仍埋頭於他的幾何研究,並且大呼"別碰我的圓",至死而不悔。胡塞爾在接到弗萊堡大學的禁令,無法再行使教師之職時,仍繼續其哲思,並在禁令的背面寫下自己的研究手稿,"冷靜而自信,就好像科學研究的嚴肅性不能為世界上任何事物所幹擾"

  (勒維特語)。如此等等事件,均為受到內心之召喚所致。由此可見,這種內在的召喚往往要比殘酷世事的外在壓迫來得更為強烈。

  或許哲學作為職業會在未來的科學殿堂中被取消註冊權,或許人們在未來無法再靠哲學謀生;但哲學作為天職、作為內心的召喚卻會永存。不知讀者以為然否。

  但這樣一種想法又極易導致偏激,它會使人將天職轉而理解為天命或者使命。費希特關於使命的論述可以為證。再往上溯,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一個更早的先例。他把哲人看得高於世人一籌,以一種理想來取代諸多個體的雜念。於是以後的哲人也時常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更有世人甘願將哲人視為救世的超人。

  此時我聯想到在弗萊堡大學就讀時參加過的一次討論會。那是一個由哲學系學生會組織的討論會系列,邀請各位哲學教授參加,論題統一為:"我為何走上哲學之路?"第一次討論的主講便是我的博士導師B﹒讓克教授和者學習兩教椅之一的擁有者雅可比教授。

  作為B﹒讓克的學生,對他的情況我早知一二。他是頗具影響的現象學家,海德格爾教椅繼承人W﹒馬克斯的得力弟子,後來也接替馬克斯而擔任弗萊堡大學胡塞爾文庫主任。他引起學生們興趣的地方首先在於:年逾不惑時突發奇想,棄德國AEG電氣公司的主任工程師職位和豐厚的收入於不顧,轉而潛心從事哲學研究。按國人的流行說法,實屬半路出家。蓋因此之故,他55歲以後方獲弗萊堡大學哲學教授位置,在此之前全靠神情政府助研金維持生計。

  據B﹒讓克的介紹,他之所以選擇哲學是因為聽了他弟弟關於費希特哲學的一番鴻論,對自我、非我的問題感到驚異莫名:世上竟有如此複雜的問題能夠提出來,全不像電氣工程那樣可以一眼望穿。於是決心傾其畢生探個究竟。這也是聽從內心召喚的一個典型事例。

  另一位雅可比教授則正相反,稱得上年富力強,仕途通達。須知獲得弗萊堡大學哲學系的教椅並非易事,由此便可推論他的中世紀哲學研究在歐洲學界享有相當盛譽。他開的課程通常爆滿,參加者多為神學系和哲學系的學生。

  雅可比的經歷缺乏傳奇色彩。但他作為神學家對哲學的看法卻出人意料。他和伽達默爾一樣,對各個時代都有的那些抱有哲學使命感的大學生頗不以為然。他的原話是:每每聽到有些學生將尼采或誰,哪怕是阿奎那,奉為拯救人類之希望,我總會全身起雞皮疙瘩。哲學並不會把現成的真理轉交給你,至多只能為你的思維能力提供某種訓練而已。他的這番議論與雅斯貝爾斯所說"沒有哲學,只有哲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這兩人的論題實際上都涉及到本文的論題:哲學何為?哲人何為?

  我本人堅信這樣一個道理:哲學源於驚異,成於明智,毀於麻木。

  只要人類同心未泯,好奇不絕,哲學思維就會綿延地持續和傳遞下去。

  至於哲學的實用功能,那是取決於各個時代哲人的問題。現象學家們常常願意區分指明(Hinweis)和證明(Beweis)。因此,我們在這裡似乎可以這樣說,偉大的哲人並不曾證明什麼,但他們指明著什麼。這些為他們看到和指明的東西,就是可能性:人生、世界如何展開的可能。

  哲學家常被認為而且也常自認為是貓頭鷹,這自然是得益於在古代神話中貓頭鷹與智慧之神有緣。但神話的作者之所以選擇貓頭鷹,恐怕不僅是由於貓頭鷹喜歡在夜裡孤獨地凝思,而且還因為貓頭鷹具有一種天賦:它能夠在黑暗與混沌中看到其他生靈所無法看到的東西。偉大的哲人之所以偉大,也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吧?這當然並不一定意味著哲學家(尤其是近代以來的專業哲學家們)比一般人高明,正如貓頭鷹並不必禿鷲更偉大一樣。

  是否還可以這樣說:就哲人而言,他們看到的可能性肯定有許多許多,但他們願意指明的則相對較少,而他們能夠證明的則絕無僅有。所為"哲學之醜聞",蓋源於此。而就世人而言,對這些被看到並被指明的可能性,信不信由你。但倘若不願一輩子渾渾噩噩度人生、迷迷糊糊看世界,你要麼可以在這些可能性中擇一而信之,要麼就身體力行,自己嘗試去看、去知,從而發現被指明的可能性確否如此,甚或去發現新的可能!哲人與世人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

  我的想法是,今日願聽命於哲學召喚之人,有責任感的,不妨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自勉,盡力去發現和指明那些尚未被他們看到的可能性,但切忌將自己的理念或主義視作惟一原則而強加於他人,寧可常持一份"未敢翻身已碰頭"的謙和或惶恐;無此負擔的,則盡可繼續做他的思維遊戲,在對他自己的精神天地之營造中自得其樂,不必去奢望今人甚或後世的理解,只是但願不要最終墮入空疏與虛枉即可。?沉潛倪先生對哲學的領悟和反思令我欽佩。

  老實說,我就屬於把哲學當作某種工具的匠人,我對哲學的親近更多地是出於提高自己思維能力,更深刻地理解世界及自身的考慮,而非源於哲學對我的召喚。在這背後又潛在著一價值觀:只有能力提高了,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才能活得有尊嚴,有滋味。哲學是否可以用來救世,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倒是把它看作是一種思維能力的訓練方式,沒有引起什麼異議。其實"沒有哲學,只有哲思"仍可能停留在工匠層面,有些人進行哲學思考純粹是出於思考的衝動,出於驚異;有些人則主要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理論能力,把哲學作為一種訓練。這兩者到底有什麼不同?憑什麼說前者是大智慧,而後者是小智慧?難道是因為前者思考得更透徹、更深刻?以此作為評價標準,其潛在的仍然是一功利的思維格局,這不與哲學的純思,"泰然處之"相抵牾嗎?

  捫心自問,能做到"泰然處之"、"不在乎"的又有幾人?人類一被拋進社會似乎就與價值觀結下了不解之緣。人說到底就是為價值觀而活,就是為了得到一種認可而活(這並不妨礙有些時候可以自得其樂。)所謂的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其背後的支撐仍然是一價值觀。只不過不同的群體,不同的社會其價值觀不同罷了。世俗社會更多地是看重權力、金錢和混得開的能力,學人社會(真正意義上的)更多地看重學者的能力(思考能力、創造能力、影響力等,而這些往往又集中在他們的作品當中,所謂學者以作品說話。)我有時候反問自己,我憑什麼瞧不起那些只顧賺錢,並喜歡炫耀的人?他們是為他的價值觀而活,而我是為我的價值觀而活,我何以相信自己的價值觀比他們的高尚呢?正如伯林所說,何以可能給價值排序?

  在一個學人社會裡,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種主流價值觀,"高手"、"高人"、"牛人"妙文、佩服、你還是再去多讀幾年書吧等等,字裡行間無不暗含了能力至上的價值標準。所謂哲人的"泰然處之"是否應該超越這種價值觀呢?不超越的話他又怎麼做到"泰然處之"?但如果沒有這種價值觀,學人的動力豈不大減,學人社會的形成又何以可能?更何況能否超越這種價值觀還得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也許哲思的生活真的只應該屬於極少數人的生活。這種生活可以作為一種目標去追求嗎?追求本身是否同時就消解了這種可能性?也許這兩個問題都是假問題,應該具體一點,對於出於驚異而嚮往哲思生活的人,只要現實條件允許,他很可能實現這一點;對於只是出於崇拜或佩服哲人能力的人來說,是否就意味著不可能呢?如果哲思的生活純粹是出於驚異,那麼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有時候和朋友討論問題後,過段時間再細細回味一遍,突然發現問題多多,許多理論上的缺陷、盲點被情緒性(不是辯論中的那種情緒)的眼睛給忽視了。為什麼過段時間就能察覺這些問題呢?我想應該是沾了"不在乎"的光吧。

  "泰然處之"的境界對我這樣的哲學工匠來說,也許通過努力可以不斷地、反反覆覆地接近。但工匠的動機同時也就否定了通過那扇大門的可能性。說不定到哪一天這種動機也就消失了?這同樣可遇不可求,一求便是錯?

  回過頭來看,這篇帖子瀰漫了虛無主義的氣息,但很難說我得出了某種結論,我只是困惑而已。

  來源:榕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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