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暗路：小說的反文明
	作者：邵建 　　小說的反文明？ 　　是的，在這個題目下，我想從林琴南說到魯迅。 　　林琴南的為人所知，不僅在於他的"林譯小說"，即依據別人的口述翻譯西洋小說一百七十多種，是用文言；而且更在於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是一個著名的反白話文的急先鋒。以今天的我來看，反白話文也沒有什麼了，無非就是當時的一種觀點，而什麼觀點都是可以表達的。但我無法掩飾對他的反感。我反感的不是他之反白話文，就像我更不反感當年施蟄存建議文學青年讀一讀《莊子》和《文選》，儘管因此他被魯迅罵為"洋場惡少"；我反感的是林琴南那種反白話文的方式。這是一種什麼方式呢？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林琴南在《新申報》上發表小說《荊生》，用小說中的三個人物田必美、金心異和狄莫分別隱射當時提倡白話文的三個主將陳獨秀、錢玄同和胡適之。說這三人聚集陶然亭，一會攻擊孔丘，一會鼓吹白話，於是，從隔壁出來一個叫荊生的偉丈夫，把他們三人打罵了一頓。次月十八日，林再接再厲，又在《新申報》上發表小說《妖夢》，依然是用影射法，影射上面三個人，只是錢玄同換成了蔡元培。不但影射，而且大罵，比如"不逞之徒"、"生而為惡，死亦不改"云云。 　　這是一種什麼方式呢？人身攻擊的方式，而且是用小說。以小說的方式進行人身攻擊，且不管攻擊的對象是誰，這做法本身是反文明的。因此，借光文革前毛澤東向文藝界發難時的一句話：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我個人便把這種發生在二十世紀由林氏發明又後繼有人的方式稱為"利用小說反文明"。 　　利用小說反文明，曾經是魯迅堅決反對的。也正是看到林琴南的小說，魯迅迅即作出了反應。一九一九年三月下旬，《孔乙己》將在《新青年》發表時，魯迅特地追寫了一個短小的"附記"。為了明白魯迅的態度，我不妨一整過錄： 　　"這一篇很拙的小說，還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時的意思，單在描寫社會上的或一種生活，請讀者看看，並沒有別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發表，卻已在這時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說盛行人身攻擊的時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讀者的思想跟他墮落：以為小說是一種潑穢水的器具，裡面糟蹋的是誰。這實在是一件可歎可憐的事。所以我在此聲明，免得發生猜度，害了讀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記" 　　在某種意義上，魯迅這個附記是"多餘"的，誰讀《孔乙己》都不會感到這小說有人身攻擊之嫌。但魯迅寫了，這只能看作是魯迅對林琴南小說的一種態度，一種極為反感的態度。 　　類似的態度，魯迅不止一次。上面一次魯迅如果是個旁觀，那麼，這一次，魯迅就是當事了。一九二三年元月，魯迅翻譯並發表了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的文章《觀北京大學學生演劇和燕京女校學生演劇的記》，這位盲詩人在"記"中批評了中國的舊戲和舊道德，也批評北大學生囿於舊道德，以至男女不能同台演戲，同時還包括學生受舊戲影響，"模仿優伶"而不能真正表現人物的思想感情等。文章發表數日後，北大學生魏建功發表了一篇題為《不敢盲從》的反批評文章，由於文中有對愛羅先珂進行人身攻擊的語言（我沒有讀過，不知道），魯迅旋即作了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見《集外集拾遺補編》），文中對魏建功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若說對於魏君的言論態度的本身，則幸而我眼睛還沒有瞎。敢說這實在比'學優伶'更'可憐，可羞，可慘'；優伶如小丑，也還不至於專對他人的體質上的殘廢加以快意的輕薄嘲弄，如魏建功君。尤其'可憐，可羞，可慘'的是自己還以為盡心於藝術。從這樣輕薄的心裡擠出來的藝術，如何能及得優伶，倒不如沒有的乾淨，因為優伶在尚不顯露他那舊的腐爛的根性之前，技術雖拙，人格是並沒有損失的。"這是魯迅對利用文章（不僅是小說）進行人身攻擊、而且是就對方"體質上的殘廢"進行人身攻擊這種反文明行為的憎惡。這憎惡使魯迅出離憤怒了，文章最後，魯迅聲色俱厲："我敢將唾沫吐在生長在舊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裡，借了新藝術的名而發揮其本來的舊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臉上！"這最後一句表述煩瑣卻見精彩。說白了，人身攻擊這行為，不僅新的不道德，也是舊的不道德，它是雙重的不道德，尤其是在盜用小說（或文章）這種文明形式的時候。 　　我完全認同以上魯迅對林琴南和魏建功批評時所持的價值立場（只是覺得對魏君言重了。而且我感到魏氏即使有所不恭，也不是對愛羅先珂，比如文章那題目），我想，這立場也應該是一種文明共識。不僅用小說作人身攻擊絕不可取，哪怕即使是以小說搞影射--影射文學，文革中給當時文藝界帶來深重災難的一個詞--也是文學創作的末流或末技。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奉行中國無論舊道德還是新道德的共同標準，即"聽其言，觀其行"，以魯迅所說，視魯迅所為，則不難發現，在這一點上，或者僅僅在這一點上，魯迅至少言行相乖，或者說，對人對己是"雙重標準"的。 　　這裡有一個小插曲，當年《孔乙己》是一九一九年四月發在《新青年》雜誌第六卷第四號上的，如前述，那個"附記"是後來特意的追記，可是，一九二三年八月《吶喊》由當時的"新潮社"出版時，也是魯迅自己特意把那個"附記"給刪去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魯迅全集》時把這個"附記"附在了第一卷《孔乙己》的"註釋"內，我們這才得以見到。那麼，魯迅為什麼刪去這個"附記"呢？是魯迅意識到自己以後未必能恪守其言，還是壓根就改變了原先的看法？"附記"的刪去彷彿是個預兆，它表明，果如魯迅不是什麼"雙重標準"的話，就是他不幸踐履了自己曾經正確反對過的東西，而且變本加厲了。 　　讀一讀魯迅於一九三六年編定出版的第三本小說集《故事新編》是可以見出問題的。其中最早的一篇《不周山》（後改作《補天》），根據魯迅的本意，是取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貫之以佛羅依德的學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緣起。然而，寫作途中，從報上讀到當時東南大學學生胡夢華的文章--胡文對新近出版的汪靜之《蕙的風》提出了"含淚"的批評，魯迅一則出之以文，即《反對"含淚"的批評家》，進行反批評，一則在自己的《理水》中"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故事新編﹒序言》，下引同）。此正三年前林琴南那人身影射的故技在自己身上的重演。其所以如此，據魯迅自述，當他看到胡夢華"要含淚哀求，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的文字"時，"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當我再寫小說時，就無論如何，止不住……"了。魯迅的止不住，緣於他感到對方的"陰險"，我的疑問是，魯迅何以知道對方"陰險"？不就是反對《蕙的風》嗎？多大事？固然反的沒道理，文章批評不就得了，何必用小說去矮化對方的人格？而況，"陰險"云云，顯是"誅心"，對方不是把話都說明了嗎。問題是，一旦被坐實為"陰險"，那麼，道義就在自己這一邊，自己也就獲得口誅筆伐外加人身攻擊的理由竟或權力了。這篇小說作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也就不難明白次年《吶喊》出版時，魯迅為什麼要刪去那篇"附記"。 　　然而，魯迅自己對這篇小說也有所省覺："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也很不滿"。魯迅的不滿在於小說作法，即油滑。我的不滿恐怕更在於它以後的東西，因為，從魯迅《故事新編》以後的作品看，他在人身影射乃至攻擊的路徑上似乎越走越遠，遠非油滑所能涵括。用魯迅批評林的話，這是小說創作的一條"暗路"，結果自己也不幸走入，從《補天》開始。 　　《理水》是魯迅一九三五年的作品。這篇小說通常被說成是塑造了治水英雄大禹的形象，同時也抨擊了反動階級的黑暗統治，它既有歷史傳說的基礎，又有大量現實生活的內容。那麼，它的現實生活的內容體現在什麼地方呢？影射與攻擊。小說第一節，洪水包圍的"文化山"上，"還聚集著許多學者"，這些學者"大抵是反對禹的，或者簡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這個禹"。"'禹來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鯀的兒子的話，'一個拿拄杖的學者說"。"'這這些些都是廢話，'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立刻把鼻尖脹得通紅。"這兩個學者即影射現實生活中的兩個人物，一個是潘光旦，一個是顧頡剛。潘光旦是留美的優生學家，其時正根據一些官僚的家譜作遺傳學研究。他留美時不慎摔斷了一條腿，所以在小說中他成了"一個拿拄杖的學者"，並根據遺傳學反對禹能治水，因為他是鯀的兒子，而鯀是治水失敗的。拄杖學者的筆墨雖然不多，但魯迅下筆顯然是暗含譏諷連帶反感的，這從人物語言的描寫可以見出："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們這些東西可惡！"這就是魯迅筆下潘光旦的形象了。 　　至於顧頡剛的形象則更糟糕，因為顧是該小說用心攻擊的主要對象。但要明白其原委，可能還需要從小說外說起。在小說之外，魯迅對顧頡剛是相當厭惡的。顧頡剛搞"古史辨"，即對中國古代歷史文獻疑古辯偽，其實績可觀，說它是中國史學在二十世紀最早亦最大之創獲，並不為過。然而，魯迅的評價是相反的，他在寫給鄭振鐸的信中說："他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魯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二卷４７７頁）所謂"辨"成沒有，落實到《理水》中禹的形像，就是"禹是一條蟲"。也就是說，在《古史辨》中，顧頡剛通過考證，認為禹並非實有其人，而是傳說中的一個形象。更進一步，顧頡剛根據《說文解字》，把禹解釋為蜥蜴之類的蟲。於是，到了魯迅的小說裡，顧頡剛的考證變成了"文化山"上那個學者的口吃："這這些些都是廢話"，"其實並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的嗎？我看鯀也沒有的，'鯀'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這個學者是顧頡剛的影射且不說，魯迅借小說人物之口，公然稱其為"鳥頭先生"。"'哼！'鳥頭先生氣忿到連耳輪都發紫了"，"鳥頭先生就紅著耳輪和鼻尖從新吃炒麵"。所謂"鳥頭先生"，乃是魯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既然顧頡剛據《說文解字》解"禹"，那麼，魯迅也就說文解字式地解"顧"。顧，繁體為"顧"，從頁雇聲。然拆分析之，"雇"為鳥名，即九雇,一種候鳥。而"頁"本義則為"頭"，合而謂之，顧即"鳥頭"。以"鳥頭"指謂顧頡剛，已經不是什麼影射，而是公開的人身攻擊。誰都知道"鳥頭"一詞的隱指，果若如此，小說則真成為"潑穢水的器具"了。 　　顧之形象被"糟蹋"不止於是，另外還有兩個細節值得注意。一是顧的口吃，一是顧的紅鼻。這兩個特點都可以見諸魯迅與他人的通信。他在給同鄉章廷謙的信中談到顧頡剛時說："我從上帝之默示，覺得鼻之於粵，乃專在買書生意及取得別一種之'干脩'，下半年上堂講授，則殆未必，他之口吃，他是自己知道的。"（《魯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５50頁）顧頡剛為什麼口吃？還是在上面那封與鄭振鐸的信中，魯迅這樣解釋："嘴本來不吃，其吶吶者，即因雖談話時，亦在運用陰謀之故"。口吃是陰謀所致，這恐怕是魯迅從上帝那裡得來的又一"默示"。只不過，這默示出的"陰謀"和上面的"陰險"一樣，還是"株心"（魯迅善於誅心，只是他沒能看到後來文革時那些口誅筆伐的大字報，其誅心之論，登峰造極，專門在"用意"、"動機"、"目的"等看不見的東西上深文周納，鍛煉成獄）。至於顧的紅鼻子，在魯迅筆下已經頻頻成為顧的借代，也是給章廷謙的信，魯迅說："當紅鼻到粵之時，正清黨發生之際，所以也許有人疑我之滾，和政治有關，實則我之'鼻來我走'，遠在四月初上也。"（《魯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５４５頁）無論鼻紅還是口吃，都是顧頡剛的個人隱私，甚至是生理缺陷。在與他人通信中頻頻提及，已屬輕率；至於將其堂而皇之地寫進小說，更是道德不該。小說一會兒言其"吃吃"，一會兒說他"把鼻尖脹得通紅"，一會兒又寫"鳥頭先生就紅著耳輪和鼻尖從新吃炒麵"，如此等等，用以上魯迅批評魏建功的話，這正是"專對他人的體質上的殘廢加以快意的輕薄嘲弄"。不要忘了，魯迅自己是憎惡這種行為的，他不是要把那口唾沫吐到那"借了新藝術的名而發揮其本來的舊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臉上"嗎？只不過這會兒的面孔已經"新桃換舊符"，做這事的不是少年而是中老年者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魯迅作《鑄劍》。其時，魯迅和顧頡剛同在廈門大學任教。由於後者被魯迅視為"陳源之流"、"胡適之的信徒"，且又"陰險""可惡"（這僅僅是魯迅對顧的看法，是不是如此，只有魯迅自己知道和天知道），所以，在與許廣平和章廷謙等人的通信中，魯迅幾乎是提顧必罵，罵得相當密集。比如，十月十六日之夜，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本校情形實在太不見佳，顧頡剛之流已在國學院大占勢力……，從此現代評論的色彩，將瀰漫廈大……，這樣，我們個體，自然被排斥。"（《魯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１５６頁）一星期後，也即十月二十三日，他致章廷謙信，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至於學校，則難言之矣。北京如大溝，廈門則小溝也，大溝污濁，小溝獨乾淨乎哉？既有魯迅，又有陳源。"又曰："要做事是難的，攻擊排擠，正不下於北京，從北京來的人們，陳源之徒就有"（《魯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４８９頁）這個"陳源"和"陳源之徒"，正顧頡剛也。顧頡剛讓魯迅感到十足的討厭，於是，魯迅索性就把這討厭寫進了正在寫著的復仇小說《鑄劍》裡。 　　復仇前的眉間尺是先向一隻老鼠復仇的。這老鼠連日來攪得他不得安生，這回掉進水裡，豈不"活該"。於是，他"伸手抽出一根蘆柴，將它直按到水底去。過了一會，才放手"。老鼠也隨之浮了上來，只見它"眼睛也淹在水裡面，單露出一點尖尖的通紅的小鼻子，咻咻地急促地喘著氣"。請注意這只紅鼻子老鼠，因為下文緊接著說："他近來很有點不大喜歡紅鼻子的人"（這個他是誰？而紅鼻子的人又是誰？）但，"這回見了這尖尖的小紅鼻子，卻忽然覺得它可憐了，就又用那蘆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著，歇了一回力，便沿著蘆干爬了上來。"可是，"待到他看見全身，--濕淋淋的黑毛，大的肚子，蚯蚓似的尾巴，--便又覺得可恨可憎得很，慌忙將蘆柴一抖，撲通一聲，老鼠又落在水甕裡，他接著就用蘆柴在它頭上搗了幾下，叫它趕快沉下去"。再後來，這隻老鼠終於讓眉間尺一腳給踩死了。 　　這段落，似乎可以名之為"痛打落水鼠"。請注意，它的鼻子是紅的。 　　………… 　　記得我上課時不止一次與學生說：最早也最能體現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實績的，就是魯迅的小說了。雖然，當時新詩也很有影響，但比如，郭沫若的詩，只具有文學史的價值而鮮有文學審美的價值。魯迅不然，他的小說同時具以上兩種意義。文學史的價值且不說，像《阿Ｑ正傳》這樣的作品，是經得起反覆讀的，而且讀第二遍的感覺比第一遍好，讀第三遍的感覺又比第二遍好。更兼魯迅小說一出手就是一個世紀的高度，我不覺得近一百年來，中國作家中有誰達到了這個標準，更遑論超越。 　　也就是說，我喜歡魯迅的小說，但它指的是《吶喊》與《彷惶》。但，《故事新編》中的某些篇什，如以上，我是不喜歡也無法喜歡的，尤其《鑄劍》第一章，我讀後，良久無語，內心發寒，一個人對一個人的仇恨，竟如此之深。小說這種文體，一方面在魯迅手上走向成熟，一方面也在他手上發生異化。當它成為影射、成為人身攻擊、成為洩私憤的工具時，它就一步步變形了，變成一種文明中的反文明。和文章一樣，小說乃天下之公器，豈可像當年林琴南那般，使之成為"潑穢水的器具"？魯迅先是林琴南的批評者，也知道林的路是一條小說的"暗路"，可是後來自己卻走了上去，他似乎忘記自己曾經說過的話了。這在後人看來，是不是也是"一件可歎可憐的事"呢？ 　　來源：故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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