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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福秀 1828年,著名法國作家雨果與書商戈斯蘭簽訂協議,答應為他寫一部沃爾特﹒司各特式的小說。然而從協議簽訂之日起直到法國的"七月革命"(1830年),一向創作熱情高漲的雨果卻想方設法逃避這個協議,或者說至少是在有意拖延。看過雨果小說《巴黎聖母院》的人有理由相信,作者這樣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樣一部小說只有在復辟王朝崩潰時才具有完整、成熟的契機。1831年1月初,雨果在規定的最後期限之內用了6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巴黎聖母院》這部聞名於世的小說。實際上,從答應寫小說起雨果已經在收集有關的資料了。他查閱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和書籍,看過巴黎一些舊址遺跡,並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了15世紀的巴黎,特別是他發現了巴黎聖母院。於是,一個包含著歷史、建築藝術、神權、宗教、愛情和暴動的故事便有了背景素材。 毫無疑問,《巴黎聖母院》是受"七月革命"的鼓舞創作而成的,是一部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小說。但是,當人們閱讀該小說時,除了被它的反封建思想所鼓舞,被它的人性的美好所感動以外,似乎還有什麼隱晦在字裡行間的最深處。回顧1829年至1831年雨果的個人生活與私人感情,人們會發現這種影影綽綽的流露也許只能被稱為是一種宣洩、一種吁求。 法國傳記作家安德烈﹒莫洛亞(1885-1967)在他的《雨果傳》中寫道:"浪漫主義既不是喜劇與滑稽的混合物,也不是不斷地變換詞彙,而是某種深刻得多的東西。它是本世紀的一種精神,是一種不滿,是一種不安,是一種人與世界的衝突。"但是,1830年以前的雨果因為從父親那裡繼承的精力、熱情和自信,使他的生活和文學創作一直缺少這種不安、彷徨和傷感。也正因為缺少痛苦的刺激,雨果的天賦才會欠缺一點深沉、一點恆久的力量、一點真正可以深入靈魂的顫動。著名德國詩人歌德(1749-1832)曾經說過:"在我碰到幸運、心情愉快的時候,我的詩的火焰非常微弱;相反,當我被災禍脅迫時,詩的火焰熾熾燃燒。優美的詩文像彩虹一樣,只在雨後陰暗的地方出現"。天才們只有在命運最嚴酷的考驗中,才能被造就成可以戰勝任何困難的巨人。只是雨果完全沒有料到,"賜予"他這種力量的竟是他相伴一生的妻子阿黛爾和他曾經十分信任的朋友聖伯夫之間的戀情。 聖伯夫(1804-1869)是法國的一位文學評論家,他在雨果的《頌歌集》出版以後,在眾多的反對聲中寫文章讚揚了雨果的天才,並提出了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見。從此,這個其貌不揚但卻是當時思想深刻的評論家便成了雨果的朋友,這時是1826年。不久,聖伯夫又走進了雨果的家庭,並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在短短的一、二年裡,他已經與雨果一家不可分離了。1829年,沒有發現任何異常的雨果依舊在書稿、劇院之間奔波忙碌,他必須為要寫的小說《巴黎聖母院》收集資料,必須為劇本《歐那尼》的順利上演與古典主義作鬥爭。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在了文學上。然而,他畢竟還是一個丈夫、一個父親,被他所忽視的事情就在他匆忙的腳步中悄悄地發生了變化。聖伯夫與阿黛爾的關係越來越親密,同時阿黛爾對雨果的感情卻越來越淡漠。她可以愉快地與聖伯夫談上幾個小時,卻懶得和雨果說上幾句。當雨果發現問題時,一切都已經難以挽回了。氣憤和苦惱充斥著雨果的心,促使他開始沉思也開始自省。這一痛苦的掙扎也自然而然地滲入了其後完成的《巴黎聖母院》。 著名的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1856-1939)曾指出:"作家們總喜歡根據自我觀察把自我分裂成許多個部分的自我,結果在好幾個主人公身上把自己精神生活的衝突具體地表現出來了。"小說《巴黎聖母院》中三男一女的主題本來就是雨果在現實中混亂困境的折射,這幾個男人形象又分別代表了作家在自省後對自己的幾重剖析。 卡西莫多代表了雨果對阿黛爾熱烈而執著的愛情,卡西莫多在小說中一系列的感人舉動,彷彿是雨果在回味自己愛情的甜蜜和幸福,也似乎在向妻子表述自己的忠貞;費羅洛代表了作家在愛情中晦暗的一面,他的專橫和自私,他強烈的佔有慾和嫉妒心,都在弗羅洛身上走向了極端,為弗羅洛設計最終毀滅的結局,同時也是他在情慾與純潔愛情的鬥爭之中做出的最後選擇;格蘭古瓦是唯一與艾斯美拉達有合法關係的男人,他與艾斯美拉達的悲劇,作為一個所謂的"丈夫"的悲哀,恰當地流露了雨果當時的無奈。 小說《巴黎聖母院》最終完成了。儘管讀者可以從中發現作家的心境體驗,作品卻沒有拘泥於個人感情,更沒有成為發洩私憤的工具,所有的情緒表露都是暗自發展,不易覺察的。然而作品與作家之間的無形關係又為作品增添了生動而鮮活的成分,沉積於心靈深處的哀傷更宣洩出了令人含淚的美。 來源:中華讀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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