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的經濟學，怎樣的人民
	文/高超群 　　如果說每個民族在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精神，那麼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無疑經濟學家和他們的氣質是訓導教育我們的主要角色。經濟學不知不覺中獲取了令其他的學科眼紅嫉妒的地位，"經濟學看問題的方式"也已經有獨步天下的氣勢。雖然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很難預料這個小小的插曲會在這個偉大的民族身上留下什麼，但是如果考慮到今天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話語所取得的顯赫地位，以及他們借助消費社會的強大聲勢所產生的影響，我們就不應當小看他們。而且如果回想一下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一些老大帝國，因貧窮而堅定，卻因富裕而萎靡，並最終在歷史中永遠地消失了，這個問題對於我們就顯得更加嚴峻了。 　　從實際的情況來看，今天的經濟學家，不僅僅是在為政府提供可供選擇的政策方案，也不僅僅是在展開純粹學術的科學討論，他們也是在對這個民族進行教育，或者毋寧說這最後的一項更為重要，因為它更為持久和深遠。也正因如此，我們也就有充足的理由和必要從非專業的視角來審視經濟學家，看看他們是否與這樣的地位相配，是否與這個偉大的民族相配，以及他們的主張導致了怎樣的後果。 　　墮落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 　　說實話，在中國從禁慾和平均主義的時代掙脫的時候，經濟學為那些敢於率先堅持個人的利益、愛好和選擇的人提供了最有力的辯護，使個人能夠理直氣壯地在集體、社會和國家面前站穩。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是最徹底、也最成功地說服整個社會接受這些價值的原因，是經濟學論證了"人是自利的"，"人是理性的，有自我認知的能力和自我選擇的權利"。在那之後，經濟學以平易的態度隨著市場擴展到了每個家庭，它為市民溫暖的小日子提供了極為堅強的論證。這個貢獻的確不小，沒有他們的辯護，那些冒險起來分包土地的農民，那些最先下海，起早貪黑搗騰小買賣的商人就不會具有正當性，也許人們會暗自羨慕他們的財富，但卻不會尊重和效仿他們。中國是從這裡，從經濟權利中體會和實踐自由的，也是在富裕的生活中享受自由的。可以說，中國新時代的自由就發端於此。所以我們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總是與富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果極端一點說，按照現在的趨勢，富裕的要求終有一天會壓倒一切，孟德斯鳩曾經說過：擴張是羅馬的目的，太平是中國法律的目的，戰爭是斯巴達的目的，而政治自由是英國政制的目的。後人會不會有一天評價說：富裕是21世紀中國的目的呢？ 　　翻翻歷史就知道，各個民族的自由有著不同的源頭，源自富裕追求的自由也必定有其獨特的品行。我並不認為自由會因此降低自己的尊貴，雖然有人明智地說過："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東西,誰就只配享受奴隸般沒有擔當的浪蕩生活。"只是我們應該問一句：它是否擔得起自由的重任，或者說，什麼樣的自由才能真正捍衛富裕而且自由、民主的生活？ 　　在談論這個話題之前，我想先引述一位美國州長的演說，演說的時間大約是在美國立國的前夕，那個時候，還沒有美國，美國人在立國的同時，也在確立國家的目的，他們也在為確立什麼樣的自由而爭鬥。這個演說是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大加稱讚的，並認為這位州長先生對自由的定義是"絕妙"的。州長說："實際上，有兩種自由。有一種是墮落的自由，動物和人均可享用它，它的本質就是為所欲為。這種自由是一切權威的敵人，它忍受不了一切規章制度。實行這種自由，我們就要自行墮落。這種自由也是真理與和平的敵人，上帝也認為應當起來反對它！但是還有一種公民和道德的自由，它的力量在於聯合，而政權本身的使命則在於保護這種自由。凡是公正的和善良的，這種自由都無所畏懼地予以支持。這是神聖的自由，我們應當冒著一切危險去保護它。" 　　坦率地說，我以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學家為之辯護和努力爭取的自由，更接近第一種，長期來看這種自由既不能保證富裕也不能帶來和平。在此，我只舉出他們的一些極端但卻非常流行的論斷。比如，用成本和收益來度量腐敗是經濟學家一種通行的看法，他們認為腐敗是一種代價較小的進步，甚至認為可以腐敗出一個好制度，或者認為腐敗是因為官員的薪俸太低，所以他們才會去貪污，如果滿足了他們的慾望，他們就會奉公守法；有人主張國家應該開賭、開娼，說這樣既可以收稅又可以降低管理成本；是否應為見義勇為者付報酬，也要計算一下成本和收益的差別，一場著名的爭論得出的結論是，見義勇為者的行為只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已，在這裡品德和勇氣是沒有任何地位的；奢侈浪費也應該鼓勵，因為可以促進消費，哪怕在我們這個人均醫生數量少得可憐的國度裡，已經擁有了世界上最龐大的保健品市場之一。這些用成本和收益算計來的自由就是一種墮落的自由，它的本質就是教給我們用成本和收益的算計來消解一切法律和道德的嚴肅政治涵義，來滿足為所欲為的發財致富的慾望。它傷害了我們應當捍衛和爭取的那種神聖的自由。 　　當然這只是一些非常極端的例子，我沒有膽量說每個經濟學家都這樣認為，但是，如果平心靜氣地想一想，我們就會意識到自己對成本和收益的算計是何等的熟練，會注意到在媒體上每天都有人用這樣的方法來解釋現實或者提出方案。我不會在道德的立場上來談論這些問題，雖然這樣做要容易一些，因為經濟學拒絕道德，不是已經有人公開宣稱經濟學家就是不講道德了嗎？我也知道現代世界正是通過惡來成就善的。我想談論的是它對自由的影響。 　　當自私自利被誇大 　　如果有人說，這是現實條件下唯一可以選擇的出路，那麼我要回答說如果只是以敗壞公德、以腐化和討好民眾來實現對過度強制的消解，來發洩對過度強制的不滿，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卑劣和膽怯的，它只能獲得與自由相反的後果。 　　這是因為在這樣的法則主宰之下的民眾，他們只會關注自己眼前的利益，只會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公共生活也成為不可能。人們被一堵牆禁閉在私人生活中，沒有共同的感情，只有共同的時尚，就像馬克思筆下的法國，成為一個"馬鈴薯式"的國家。他們對自己利益和權利的維護不會延展為對普遍利益和權利的維護，因為他們熱愛利益和權利，只是因為它給自己帶來享樂而不是因為它帶來了尊嚴和自由，他們無法分享他人的情感，每個人的成本和收益是完全不同的，是不可分享的，所以每一項權利對他們而言都是一種特權，每一項權利的獲得都會拉大他和其他人的距離，而不是使人們更為貼近。 　　生活在這種律令下的人，只有對金錢的共同愛好，每個人只有拚命地掙錢，因為金錢的多少是衡量收益大小的最明確標誌。他們是如此嚴格地遵循個人利益至上的原則，以至於決不肯將自己寶貴的時間浪費在沒有收益的工作上，但他們忘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自己首先應當做自己的主人。在資本主義興起的時候，積攢財富曾經是一件獲得讚賞的功業，但是，積攢財富的資本家並不是為了自己享樂，而是認為這是自己接近上帝的途徑；在崇尚財富和享樂的美國，人們把自由視為獲得幸福生活的最大保障，他們雖然愛好享樂，但從不因此認為參加公務是分外的事情。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人們用掙錢來贏得榮譽和稱讚，認為這是自己能力的表現，而現在，冰冷的金錢成為快樂的源泉，而自由就是享樂，就是對自己奮鬥的酬勞，也就是實現了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一定的邊界以內，對成本和收益的算計是完全正當而且必不可少的，比如對於公司管理、企業制度等等。但是，在公共領域，如果成本和收益成為唯一至高的法則和衡量一切的標準，則不是什麼好事情，特別是如果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自由。因為一個自由的人必須首先是一個有能力自治的人，也就是一個能夠自己做自己主人的人，如何習得和保持自治的能力，如何培育這樣的公民精神，才是維護"公正的和善良的"自由的不二法門。 　　總體來說，來自經濟學家的教育從兩個方面削弱了民眾：一方面是用被過分誇大了的"人人自利"的觀念使民眾相互孤立起來，並只專注於自己的個人事務，由於他們一心一意要發財，所以就不再理會把他們的個人幸福與全體繁榮聯繫起來的緊密紐帶。一方面是用無限推廣的成本和收益的計算使民眾變得軟弱和萎靡。經過這樣削弱的民眾就等於被解除了武裝，他們失去了參與公共事務和自己動手來管理自己的念頭，他們永遠也不會習得自治的能力和對自治的自豪感情，他們不會使自己習慣於自由賴以實現的組織形式以及必要的聯合，不會對"自己義務的性質和權利範圍形成明確的和切合實際的概念"，也不會產生共同的感情。缺乏這些情感的人，久而久之，把他們繫在這塊國土上的血脈之鏈也就乾枯斷裂了，因為我們知道，愛國心是通過實踐而養成的一種眷戀故鄉的感情，對故鄉沒有眷戀之情，當然也就沒有愛國之心了。他們就像一群憑手藝吃飯的遊民，浪蕩在異域的上空，哪裡有個人利益就在哪裡停留。 　　特別嚴重的是，這種"人人自利"的觀念與"人民主權原則"被強行嫁接在一起。我們知道，"人民主權原則"是現代民主社會中"法律的法律"，是一切法律的根據。在經濟學家的眼中，人民主權原則就是落實人人自利的觀念，只要人人都為自己的利益奮鬥，利益之間自然的博弈就會產生自由的秩序，在一些更為教條的學者看來，這條路是通向自由和富裕的唯一正確道路。但是，在最強大也最成功地實踐了人民主權原則的美國，人民主權的落實卻是另一個模樣，在那裡，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並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權力都歸社會所有，幾乎沒有一個人敢於產生到別處去尋找權力的想法，更不用說敢於提出這樣的想法。能夠自我管理的"人"和只知道維護自己利益的"人"，也許不是同樣的"理性人"吧。他們是不同的國家目的的產物，或者也可以反過來說，他們能夠成就的國家也不是一樣的國家。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一個國家只有先富裕起來才能談及自由的問題，所以中國現在應該致力於富裕的目的，自由是以後的事情。這樣的辯解不能讓人滿意，它把富裕和自由看作一種自然的因果關係，我們且不舉像阿拉伯世界裡那些富裕而不自由的國家，以及納粹德國的例子，更不用說在古代世界裡那些因貧窮才建立自由制度的民族，我們只要看看中國改革現在遭遇的問題，就會明白問題的關鍵不是先自由還是先富裕，而是什麼樣的自由和什麼樣的富裕。在人類歷史上人們曾經因為"愛上帝而愛的血流成河"，因為利益的"自然博弈"，因為自利的自由無法達成妥協而血流成河的例子不就更多了嗎？最終的結果是富裕和自由都沒有得到。 　　怎樣的人民造就怎樣的國家 　　如何實現我們所嚮往的自由的富裕，而且能夠應付中國現在面臨的種種艱巨挑戰呢？關鍵在於民眾，什麼樣的人民造就什麼樣的國家。一戰前期，德國的經濟發展很快，相應地，經濟生活也幾乎成為人們唯一能夠體驗和釋放激情的領域。德國的經濟學家在這種鼓噪的民情中，既是一個收益者，也是最出力的辯護士。面對這種情形，韋伯有一個精彩的演講，我想他的話對於今天的中國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就目前而言，有一點應已確定無疑：政治教育這一巨大工作已再不能延遲。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最嚴肅的責任莫過於自覺地意識到這個政治教育的任務並在我們自己的專業領域致力於民族的政治教育。我們政治經濟學尤其必須以此作為我們學科的終極目的。轉型時期的經濟發展腐蝕著人的天然政治本能，如果經濟科學也同樣走向以腐蝕政治本能為己任，一味只知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景觀而全然不察把這種景觀當作獨立的'社會政治'理想，這乃是十足的錯覺，那麼不管這種景觀被描述得如何像人間天堂，都是只能表明經濟科學已多麼不幸地誤入歧途。" 　　來源：中國思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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