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亞泉與多元的五四啟蒙
	作者：許紀霖 　　《一溪集》由三聯書店出版了。有朋友問我，你是個忙人，怎麼會想到替杜亞泉編一本生平與思想的集子？說起來，還有某種偶然性。我與杜亞泉有一點血緣關係，他是我祖母的伯父。雖然我是研究現代中國思想史的，慚愧得很，在這以前我對這位先祖瞭解十分有限，也從來沒有過特別的興趣。1993年春節，杜亞泉的子嗣杜其執夫婦以及杜的外孫田建業先生將我找去，告訴我《杜亞泉文選》已經編就，希望找一個德高望重的學界前輩作一個序。我不暇思索地推薦了王元化先生，並答應由我出面去請他。 　　元化先生很爽快，一口答應了。為了照顧先生的身體，我再三對他說，你只要寫一個短序就行了。不過，以先生治學之嚴謹，儘管只是一個序，他依然囑咐我將有關杜亞泉的資料盡量找全，他要在動筆以前大致閱讀一遍。過了一段時間，先生打電話給我，語氣頗為興奮："小許啊，這個杜亞泉不得了啊！我讀了他的文章，我們現在思考的很多問題，他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要遠遠超過我們當今一般人呵！"我後來才知道，元化先生當時的思想重心，正在反思中國"五四"以來的激進主義傳統，杜亞泉當年許多敏銳的看法和觀點，在先生的內心引起了深深的共鳴。這年的夏天，上海是格外地炎熱。元化先生謝絕了不少避暑的邀請，整個暑期呆在家裡，一個字、一個字地苦讀杜亞泉。秋天來臨了，先生拿出了一疊改了又改的稿子，這就是那篇一萬多字的長序：《杜亞泉與東西文化論戰》。文章在《文匯報》先行刊出後，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甚至可以說是轟動。隨著《杜亞泉文選》的出版和紀念杜亞泉誕辰120週年全國討論會的召開，一時間，滿城爭說杜亞泉，一個被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故人終於重見天日。 　　杜亞泉顯然重新獲得了歷史評價，不過，這幾年來關於他的爭論依然沒有停息，個中分歧不僅僅是關於他本人的，而是涉及到一些更廣泛的問題，如對"五四"啟蒙運動的評價、對五四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價值分歧等等。分歧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倒是那些不屑於起碼的學理研究，以自以為是的道德優越感睥睨對手的激昂姿態。陳獨秀當年與杜亞泉論戰時，就曾經有過類似"氣盛於理"、"以氣取勝"的激烈與亢奮。正如柏林所說，只有那些自信真理在握的一元論者，才會有如此"道德的傲慢"。 　　然而，真理畢竟是多元的，甚至是互相衝突的。以"五四"啟蒙運動來說，它究竟是一元的，僅僅屬於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還是多元的，有多種思想和學派共同參與其間？近十年學術界的研究已經表明，"五四"實際是一個多元的、各種現代性思潮互相衝突的啟蒙運動。過去，我們對五四的研究過於狹隘，僅僅局限於《新青年》、《新潮》等幾個知名刊物上。我們現在知道了，除上述之外，當年同時在作啟蒙宣傳的，還有梁啟超、張東蓀"研究系"知識分子辦的《學燈》和《解放與改造》；杜亞泉、錢智修等人主持的《東方雜誌》。如果說《新青年》和《新潮》主要是在年輕的、激進的青年學生中發生影響的話，那麼，《解放與改造》和《東方雜誌》則是在中年知識分子中發揮著作用。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假如一種新思潮要替代舊思潮成為主流的話，僅僅獲得青年人的歡迎是不夠的，它必須同時贏得中年知識分子的認同。而杜亞泉主編的《東方雜誌》恰恰是當時主流知識分子的權威刊物。正因為其鮮明地趨向於科學與新文化，才與其他新思潮一起，匯成了五四時期不可阻擋的啟蒙大潮。 　　說杜亞泉也是一位啟蒙學者，並非溢美之詞。科學是五四的兩面大旗幟之一，杜亞泉當時所做的，不是去爭奪"旗手"的響亮稱號，而是在學理規範和科學普及上埋頭干實事。在默默之中，他創造了多項第一：最早系統介紹化學元素表及其中譯名、最早編寫近代語文課本《文學初階》、主持編輯中國第一部《植物學大辭典》和《動物學大辭典》…… 　　一個世紀過去了，當年那些激動人心的標語口號早已隨風而去，而科學播種者留下的科學規範碩果依然。 　　至於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杜亞泉看起來似乎是保守的，然而，保守並非意味著守舊。墨子刻認為，在對待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上，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事實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想模式：轉化與調適。轉化論者相信，傳統可以像一件舊衣服一樣脫去，新文化可以在理性主義的建構下平地而起。問題只是在於，是否有勇氣與傳統告別。陳獨秀當年就是一個最激烈的轉化論者。而調適論者則認為，新文化不可能憑空生成，只能在傳統的背景下逐漸演化，新與舊之間有可能、也應該在新的語境下實現融合。從梁啟超到杜亞泉，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始終存在著一種調適的變革線索。假如我們不再持有一元論心態的話，就無法否認這也是一種啟蒙。不過是另一種啟蒙，一種溫和的、中庸的啟蒙。 　　激進的啟蒙與溫和的啟蒙、轉化的模式與調適的模式，其複雜的關係和歷史功過究竟如何，可以進一步討論，但絕對不是一個進步與落後的機械思維可以概括。二者之間，並非啟蒙與反啟蒙的對立，而是啟蒙陣營中的分歧。五四，不僅屬於激進的"新青年"，也屬於溫和的調適派。五四的無窮魅力，恰恰在於多元，在於其複雜的內涵，正是其複雜的包容性與多元性，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發展提供了各種可能的空間。五四，是現代中國激進主義、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共同的思想源頭。假如我們將五四詮釋為某種單一的趨向和狹隘的精神，不是光大了五四的意義，反而倒是曲解了五四的胸懷和內涵之博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杜亞泉究竟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還是一個儒學自由主義者，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一個活生生的歷史人物，其思想和性格肯定要比某種知性的定位複雜、豐富得多，過於簡單的標籤化處理，反而無助於對其真實面貌的瞭解。當然，以目前思想界之時風，人們似乎更願意被稱為"自由主義者"，即使毫不相干的也要攀一回親。保守主義者，似乎至今為止依然令人敬而遠之。我想，箇中原因，也許還是那個一元論史觀的作怪，好像各種主義之間，非得分出一個忠奸神魔不可。其實，歷史不是由哪種思潮獨自創造的，也並非哪種主義天然地具有歷史正當性和道德優越感。真正可憂的，是某種主義的獨大，是君臨一切、無法制衡的話語霸權。激進主義如此，自由主義何嘗不是如此？杜亞泉最令人敬佩之處，是當某種潮流滾滾而來時，他沒有像一般人那般趕緊易幟，追波逐流，他堅持自己的獨立思考，獨守不合時宜的識見。雖然一時看來似乎落後於時潮，最後歷史卻證明了：惟有他，才超越了那個時代。 　　末了，想交代我個人的一個小小心願。作為一個上海人，我是第三代移民。當年我祖父從老家紹興，來上海灘謀生，到商務印書館做編輯，正是杜亞泉牽的線。假如沒有杜亞泉，或許我的祖上還會一直呆在那個沉悶的小縣城裡，我父親就很難有機會到西南聯大讀書，最終也就不可能有我這樣一個生命的存在。人生乃至生命永遠只是一連串的偶然造化而已，即使如此，我還是要感謝造化了這些偶然的人們，包括杜亞泉先生。他當初並沒有想到索取報答。然而，善意終有善報。編輯這本《一溪集》，就算作我個人對先祖的一個小小的報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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