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詩歌遇上網絡
	作者：李智勇 　　在文學史上有很多動人的相遇，比如一個作家與另一個作家的相遇，一本書與一個天才的相遇，在這些相遇裡，他們相遇的意義更多停留在精神的層面上，並且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達到心靈的息息相通。在進入信息時代之後，又有了一次相遇。有意思的是這次相遇的是詩歌和網絡，我們從傳統的意義上進行分析，詩歌是人類精神的載體，而網絡則充分體現了人類對物質的控制能力。當精神與物質相遇的時候，一些有意思的現象便呈現出來。 　　網絡作為一個具有強大的開放性功能的交流平台，它使人們之間的交流變得簡單快捷，並且信息之間具有優良的互動系統，更為重要的是它使人們之間進行交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省略了很多不必要的冗長細節。同時網絡也具備一定的遮蔽功能，它改變了人和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即使是文字之間的交流也因為網絡的緣故而使文字失去了個人的書寫特徵，變得整齊劃一，從而缺少了最直觀的判斷。在利用網絡進行交流的過程中，作為事件主體的人是隱藏在網絡之後，在這個被遮蔽的虛擬的世界裡，人的個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解放，使人處於一種更真實的狀態，除去了生活中受道德或者法律規範制約的偽裝，達到了理想的去蔽功能，認識這兩個不同的方面是認識網絡的基礎。 　　在這個認識的前提下，我們可以開始討論網絡對於詩歌的意義。 　　70年代末以來，詩歌一直以民間的、自發的方式存在著。在80年代中期，《今天》、《他們》、《非非》、《傾向》……這些民間刊物承當了中國詩歌真正的光芒，相比較而言，官方的刊物顯得缺乏活力，並且失去了他們本應該有的色彩。也因為這些原因，讓一些詩人和有良知的評論家提出了一個讓官方略微有些尷尬的命題"詩在民間"，並且由此興起了詩歌的尋根運動。進入九十年代後，我們也必須承認詩歌是不景氣的--如果我們把九十年代末期詩歌的稍微熱鬧也省略的話（比如：以洪子誠、程光煒為首的"知識分子寫作"與於堅、韓東、楊克等人"民間寫作"的相互抗衡。1999年《詩林》第1期"70年代出生詩人專輯"，99年5月，《外遇》詩報在深圳推出"70年代版圖"等一些活動為"70後"的出世造勢，以及隨後的黃禮孩在廣州兩度推出"中國70年代出生詩人詩歌展"，並公開出版《'70後詩人詩歌選》，沈浩波、朵漁等編《出生於70年代--中國新銳詩選》等標誌性事件）。在此期間《星星》曾經轉載過周濤的《新詩十三問》，並且引起了一場大規模的討論，在這場討論的中心有一個問題，新詩是否還有發展空間？如果有，那麼它將走向何方？在經過漫長的討論之後，似乎並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方向性的結果。令人高興的是在進入新世紀後，詩歌開始甦醒，隨著網絡驚人的發展，詩人和准詩人們開始在網絡上耕耘詩歌這塊薄田。 　　坦白的說，網絡詩歌還沒有形成氣候，也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基本上還處在自娛自樂的階段。作為一個嚴肅的詩歌讀者或者尋求文學史意義的批評家面對網絡詩歌的時候總有一種經典性的質疑，這種質疑來自對技術的懷疑和時間經典意義的忠誠。很難想像一個嚴肅的批評家會對只有幾年歷史的網絡詩歌作出經典的結論，文學史就是一部作品的淘汰史，它不斷的淘汰一些曾經認為經典的作品，而隨著歷史的無限展開，這種淘汰是非常殘酷的。在網絡詩歌的這個發軔階段，我們不應該對網絡詩歌有太多的苛求，應該持的是一種平和的心態，我們現在做的僅僅是一些開創性的工作，至於它有沒有意義，意義又在那裡？這些應該交給未來的批評家。網絡詩歌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致命的是網絡詩歌變成了詩人和准詩人之間的自娛自樂，它所強調的開放性和互動性幾乎是在詩歌的寫作者之間進行，而在這個圈子之外很少有人關心。一般的情況是這樣的，一個寫作者同時也是一個批評者。這些我們從一些詩歌論壇上可以找到證據，比如在"或者""詩江湖""唐""橡皮""失憶"等論壇上幾乎看不到只評只看而不寫的參與者，這預示了一種危險的傾向，詩歌成了詩人自己製造的消費品，這與傳統詩歌的現狀也是相符合的。 　　眾所周知，網絡具有廣闊的選擇空間，這種無限擴展的選擇空間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詩歌的詩學價值的沒落，或者說網絡詩歌的詩學價值現在並沒有確立和得到體現。對大部分的詩人來說，網絡僅僅是一個工具，它並沒有賦予詩歌以新的詩學價值。當然，我們也並不對網絡詩歌的詩學價值確立抱太大的希望，這種改變我們可以僅僅把它看作是一種傳播工具的改變，而這種工具的改變我們可以給它打上時尚的標籤"網絡詩歌"。非常可笑的是，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我們可以把詩歌分成"甲骨詩歌""竹簡詩歌""紙上詩歌""網絡詩歌"，顯然這樣的劃分是站不住腳的。對網絡詩歌的判斷必須依賴它所提供的文本，說到這裡，我們又不得不提起"下半身"。我們先來看看"下半身"的標誌性口號--"只有找不著快感的人才去找思想，只有找不著身體的人才去抒情。"那麼，到底什麼是下半身寫作呢，按照沈浩波的解釋是：１一種形而下狀態，２一種詩歌寫作的貼肉狀態，３追求一種肉體的在場感。"下半身"可以看作是最直接的網絡詩歌的宣言，我們透過這些肉體的面紗，可以看清一些本質的東西--以肉體上的"下半身"反抗文化、傳統、詩意、抒情、哲理、使命。但是我們必須說反抗並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實際是一種話語權力的佔有，發跡於網上的詩人急於佔有一個屬於他們的公開的話語空間。對於"下半身"我的理解是沈浩波等詩人企圖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獲取大眾的關注，從而為網絡詩歌獲取它應有的尊嚴，並且為建立網絡詩歌的美學價值和詩學價值做長遠的準備，必須承認，他們的目的達到了。網絡詩歌所獲取的關注多多少少和"下半身"有些關係，比如說大型詩歌月刊《星星》也開始做詩歌網絡版了，並且進入了正規的出版發行渠道，這對網絡詩歌的發展無疑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這並不是說網絡詩歌的詩學價值已經確立起來了。 　　網絡從本質上來講，僅僅只是一種傳播工具，當詩歌和網絡結合在一起的時候，詩歌也就隨之發生了一些改變。在這裡我想討論的是，這種改變究竟是傳播學意義上的改變，還是詩歌的詩學意義走向的改變？我們知道一個事實:當代的詩歌讀者的閱讀取向並不依賴與詩人的創作，而充滿了自娛自樂的意味。那麼這裡就存在一個是將就讀者還是保持詩歌寫作的獨立性的問題，毫無疑問，讀者的取向將會嚴重影響著網絡詩人的寫作。網絡詩人將寫作的指向開始指向個人的內心，強調個人的體驗，這種拒絕性的姿態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網絡詩人的無奈。網絡的開放性釋放了網絡詩人內心的緊迫感，網上發表的寬鬆和快捷的交流讓網絡詩人體驗到了寫作的快樂，儘管這種快樂僅僅存在網絡詩人之間，是一種小範圍的快樂。在享受了這些快樂之後，網絡詩人也獲得了一定的聲譽，體驗到了成就感，在這種成就感膨脹之後，網絡詩人不再滿足於這種半地下的狀態，他們以他們的詩歌的名義要求文學界給他們正名，要求獲得相應的權利，這種要求導致"網絡詩歌"與"網絡詩人"成了大眾化的概念，而且具備了相關的實質性內容。對可觸摸的紙張的真實感的嚮往導致近兩年詩歌民刊再一次的蓬勃發展，很多詩歌論壇有了屬於自己的紙刊；對正規出版物的迷戀，致使網絡詩人開始利用傳統的傳播工具來表達自己的聲音，這種現象說明網絡詩歌多多少少還是缺乏一些自信，或者說部分網絡詩人其實並不滿足於在網上寫一些東西，而是要求更多的東西，網絡對他們而言僅僅只是一個工具，一個進入光明前途的跳板。 　　我們還應該強調的是"是詩歌遇上了網絡，而不是網絡遇上了詩歌"。這句話看起來像是一句廢話，實際上它強調了一種潛在的轉移性，表示了一種默默無聞的流向。它包含了詩歌的自我調整和發展，而這種發展和調整是怎麼發展的，是怎麼調整的，又是怎麼實現的，它是依賴詩人還是依賴讀者？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的解決對詩歌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屬於傳播學的問題。 　　來源：《星星》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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