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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浪的國度

 
  作者:鄒波

  流浪漢帶著三個問題上路:為什麼要去某個地方,為什麼離開,為什麼滯留。在自傳體小說《抵達之謎》的開頭,V﹒S﹒奈保爾夢遊一般接近巨石陣旁的英格蘭古老莊園,但自出生以來,他就斷了問頭一個問題的念頭--"為什麼會到這裡?"--他漸漸能接受生活:無論是生在特裡尼達,抑或在非洲流浪,還是"回到"英國,在他看來,抵達某個地方是宿命,不是人類應該關心的謎題。

  就像阿爾蒂爾﹒蘭波在《孤兒的新年禮物》中有關想像力的描述:一對孿生孤兒才四歲,母親生下他們後就死了,父親在遠方,從未照顧過他們,家裡的衣櫥用不著上鎖,因為沒有秘密留給孩子,但孩子對往昔幸福生活的回憶卻如此充沛,他們用想像回憶,他們回憶"前世","回憶"自己如何抵達這個世界。在奈保爾看來,"前世"並非一個迷信的詞,它特指那些早已和自己毫無瓜葛的遙遠的傳統:他生於印度婆羅門家庭,具有純正的種姓貴族血統,膚色暗淡,散發著印度人的體氣,特裡尼達的陽光給他的皮膚加入了紅色,目光像個憂傷的玩蛇人。但奈保爾在《幽暗國度》中承認,印度對他來說"從來就不是一個有形的世界,因而從來也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他甚至也"遠離特裡尼達",他的童年在那裡度過,但他沒有必要保存童年,正如他沒有必要忠實於"前世",他拒絕將自己想像成個土生子--膚色、種族血統就像前世的遺跡一樣不可靠,對於家譜,他不希望上溯得過於遙遠,他僅僅承認父子相承的傳統,父親在接近中年的時候通過自學成為《衛報》記者,他鼓勵兒子成為英語作家,1953年,奈保爾從牛津畢業前夕,父親因心臟病突發去世。正如W﹒H﹒奧登為核心家庭譜寫的"聖歌"唱的那樣:"父親通過兒子得到永生"(Father by son lives on an don)。但奈保爾並不傾向於效忠更遙遠的祖先--正如一個行過部落割禮的人,並不認為自己真的就成為了部落一員,他反對人們過度解釋那個傷口,他相信割禮僅僅是出於衛生考慮,於是部落儀式在他身上失效了,因為他沒有信仰,他也並不急於找到,《自由的國度》裡出現了一個來自紐約的黑人,比起白人,他與土生的黑人更加疏離,他毫無尋根的意圖,他甚至在戰爭中同情白人,奈保爾幾乎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套用蕭伯納某句類似的話:相同的膚色把人們隔開了。

  奈保爾是個憨厚的作家,除了自我暴露,他不知道還能怎麼寫,正如他不知該怎樣掩飾自己對妓院的癖好,因此他的每一篇小說都誠實得像隨筆,每篇小說中的敘述者"我"都可以完整地被視為作者自己。在《自由的國度》中他承認:"我永遠達不到這個高度……我不像家裡人那樣有宗教意識。"因此,"我自己的悲觀和不安全感更世俗化,我的不安全感也是因為沒有真正的宗教歸屬感……我比較唯物,追求中庸,力求在生活和超脫之間找到平衡。"奈保爾顯然不是甘地大軍中的一員,他永遠像一粒開小差的精子,他不可能無視敵人的機槍掃射夢遊到海邊,他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男人,印度教"崇高的悲觀主義"在他身上代之以對個人命運的悲觀--"我保護不了別人,別人也保護不了我。"奈保爾的非洲小說大多描寫了非殖民化運動導致的戰爭,戰爭不僅意味著交戰雙方勢不兩立,戰爭還使所有人都成為敵人。"沒有國旗,也沒有神器的人"更是危機四伏。在《河灣》中,很多流浪者都選擇逃離,而在《自由的國度》裡,西方僑民巴比在接近"特區"的時候不得不把支持總統的黑僕路巴像垃圾一樣扔掉--同樣作為流浪漢,那正是奈保爾最不屑於考慮的第二個問題:"離開"。

  在是非之地,弱者只有兩種選擇:離開或者滯留。但"離開"是件更輕率的事,二戰中很多知識分子輕率地離開德國,然後從遙遠的地方以書面形式參加戰鬥,同時恥笑滯留者。相對於流亡者,為了保全自己,滯留者將抵抗運動"內心化"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68年的青年革命,羅蘭﹒巴特相信,這僅僅是一場"被不必要地外化了的內心衝突"。

  作為一切衝突的局外人,奈保爾先生絕不會參加任何運動,但同時他將選擇在戰爭時期頑強地留在原地,忍受現實,他有著令人驚奇的緩慢性格,他對外界的急劇變化既敏感又能忍受,他能忍受被戰爭壓縮到最孤獨、最狹窄的生活,他總堅守到最後,即使景象消失了,就像觀賞莫奈的《滑鐵盧橋》,他抓住"視覺暫留"般的印象,抓住還沒來得及抽離畫面的陰影,正如蘇珊﹒桑塔格所說:這種緩慢而豐富的觀察在"膚淺而快速逃離"的當代文學中是罕見的,在地獄裡見證苦難總比在天堂指手畫腳更需要勇氣。這讓人想起《抵達之謎》中傑克的岳父:他天生駝背,"彷彿生來就是扛東西的",他走路走得很慢,做什麼事都極審慎。在起伏的山巒中,"他辟出自己的路徑,而且謹守著這些路徑",但為了嚴守這些路徑,他可以像刺蝟一樣穿破鐵絲網牆。

  人們普遍相信奈保爾是親英國的,他背叛了自己的種族印度,他背叛了出生地特裡尼達,他背叛了"第三世界"的自由追求,但1987年出版的《抵達之謎》像塊決定性的砝碼,平衡了他的世界,在此以前,所有的砝碼都放在消亡的殖民地一邊,這本書證實他比人們想像的還要孤獨,他的孤獨是"完整的",指向人類的--在"帝國中心論"之下,他同英國也是疏離的,他僅僅是滯留在某個地方,他的鄉愁沒有方向,他也無以自豪,他像外星人一樣缺少具體的愛,他正是以此來為自己的狎妓嗜好進行開脫的,他無法忘記那個非洲妓女臨走時在他的下身充滿憐憫的一吻……憑借這些微不足道的求生手段,他最終在這個沒有立足之地的星球上保全了自己,並為後殖民時代的世界文學保全了一種珍貴而獨特的視角--用尤金﹒古德哈特的話說:一種建立在"帝國偏見"之上的"人類私生子般的奇妙清醒"。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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