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哲學家而死去的胡塞爾
	作者：謝勁松 　　"我不想教誨，只想引導，只想表明和描述我所看到的東西。我將盡我的知識和良心首先面對我自己但同樣也面對大家來講話。當一個人赤誠地為哲學生存的命運而獻身時，這就是他唯一的願望。"--《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 　　胡塞爾的晚年並非是他生命的黃昏，特別是就他持久的創作力和腦力的清醒度與旺盛勁來講更是如此。他臨死前的智力狀態仍如早期，一點沒有衰竭，這也可說是奇跡中的奇跡。衰竭的似乎只是他的肉體，而不是他的精神，不是他的思維和意識，不是他非凡的智力。特別是在76歲時，即1935年，是他晚年智力活動的又一高峰。這時正是他去維也納發表《歐洲人危機中的哲學》的著名演講的時候。但是肉體的衰竭，的確在晚年也影響著胡塞爾的研究工作。特別是視力的衰竭，使他的閱讀量大量減少，以致連以現象學名義發表的重要文章和出版物也不能讀完，這使得他對他人的研究成果和現象學的整個發展也不能完整準確的瞭解。以至於他難以和他人對話，難以對他人的現象學研究做出這門新哲學的奠基者權威的評論。這一切使他感到處於一種悲涼的孤寂的處境中。 　　1934年，在致布拉格國際哲學會議的信中他表達了自己的這種孤寂。這種孤寂首先是他的新哲學缺乏響應者和忠實的信徒，因為一種決心要使本身成為科學的哲學，並且像在其他科學中一樣堅決鼓勵協作和進步事業的哲學差不多從一開始嘗試時就失敗了。實際上，這個新哲學運動的奠基者在其生涯即將結束的時候，發現自己幾乎是處於悲劇性的孤立之中，他以一種苦澀的幽默把這種孤立比作唯我主義者的孤立，最後企圖把它說成是一種必然和美德。 　　從孤立到孤寂，這也是必然的嗎？胡塞爾晚年學術思想上的孤立也只是在當時的德國，也只是不如昔日那麼門庭若市，沒有人與他共同探討。歐根﹒芬克至死都是胡塞爾的助手，他是胡塞爾晚年惟一的思想對話者。胡塞爾只有通過芬克一個人來衝破他個人思想的封閉圈子。在這種情況下，芬克扮演著辯論的對手。這也如同陪練球員測世界冠軍一樣不會是一種真正的較量，而只能試圖激發一下冠軍的能力與技藝。在胡塞爾與芬克的這種"共同探討哲學"的嘗試中，胡塞爾最適當的合作者最後也總只能是他自己。因此胡塞爾所感到的學術思想上的孤立，使他的思想根本上是一種獨白。這並非只是晚年如此，即使過去在面對一群知己朋友時也是如此。不過，過去他並不像晚年這麼孤寂。晚年與他來往密切的人也只有少數的幾個。修女A﹒耶格施密特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她回憶說："當時胡塞爾是非常孤獨的。因為納粹使得他的朋友圈子越來越小，科學界也開始疏遠他。當我去祝賀他78歲生日時，只有他一個人在。"晚年的胡塞爾不只是孤寂，還有一種淒涼、一種淒慘、一種不幸。這一切是誰給予的？是納粹？還是自己的性格？ 　　在胡塞爾一大群學生中，波蘭哲學家茵加登算是一個終生都與他保持了親密關係的。雖然茵加登也批評過胡塞爾的超驗唯心主義，胡塞爾也一再批評過茵加登的"本體主義"，即茵加登認為對問題進行超驗探討前必須對所涉及的問題做出徹底的本體論闡明。茵加登對現象學美學做出了重要創見。儘管在學術觀點上也有分歧，但他們之間不像海德格爾與胡塞爾之間那樣最終在私人關係上留下的是永恆的鴻溝。其中之區別在哪也許還有待瞭解。茵加登一直和胡塞爾之間保持著頻繁的通信聯繫，儘管他不是胡塞爾家裡的常客，但也常來看望。胡塞爾一直把茵加登看作是"我最親近和忠實的老學生"。茵加登1912年到1918年就在哥廷根和弗賴堡跟隨胡塞爾學習，得到博士學位後回國。1924年當大學教師，1945年戰爭結束後當上波蘭科學院院士。胡塞爾與茵加登的長久友誼，也可算作是胡塞爾晚年孤寂生涯的慰籍。 　　孤寂，對胡塞爾這樣的"純思者"來說，並不是人生中最可怕的事。純思者以純思為伴。任何專注於純粹學術的人都免不了要孤寂。孤寂不會成為他們生活中難以忍受的事件，他們也不會像常人那樣想方設法去消除孤寂。海德格爾用"共在"來描述這樣一種不能忍受的孤寂狀態。常人總要投入到與他人的共處中才能找到自身的安寧，這是人的沉淪。雖然孤寂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實寫照，但他有"純思"為伴，孤寂又算得了什麼呢？ 　　沮喪和孤寂都沒有影響胡塞爾思想的發展。胡塞爾思想發展與變化的道路完全可以不考慮他的生活道路。他的思想完全源自他思想的內在性，與外在性沒有關聯。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納粹上台這些事件給他的生活增添一些悲劇色彩，他的經歷就應當被說成是德國學者和德國大學教授的典型經歷。他哲學發展中的決定性轉變卻是相當獨立於這些歷史事件的。因此晚年的他在布拉格和維也納演講中所談到的對歐洲危機的拯救所體現的憂患意識，研究主題轉向人類歷史、政治有關的"實踐現象學"哲學也並非是對"當時"現實開的處方，而是出於他一生貫徹的純粹學術立場。作為一個哲學家，他至死也沒有改變這一立場。 　　1937年8月胡塞爾因胸膜炎病倒，也有說是患了支氣管炎，一直到1938年4月8日79歲生日來臨仍未見好轉。生日過後沒有幾天，4月27日，這位20世紀最重要的、最有創見的哲學家和純思者便與世長辭了。臨終前他沒有留下什麼處置財產的遺書。他只以微弱的聲音說："我一直作為一個哲學家而生活，現在我想作為一個哲學家而死去。" 　　這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句話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處，但卻為自己的生與死賦予了一個明確的規定與意義。他表明了自己一生是在為哲學事業的建設中度過的。除了哲學，他似乎沒有別的生活。這句話，也體現了相當的平靜。他陳述的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是對一個人近80年生命歷程的總結；這個總結雖然並未包括他的功和過，但卻包含著一個隱含的價值：哲學家對於人類精神歷史的價值。不管這個哲學家說過多少已被人們忘記的話，但只要他還被人稱為哲學家，就必然地會被那些懂得哲學的價值的人放在內心中一個被敬重的位置上，也自然會有人去想，這個人何以能稱為哲學家，他說過什麼話？寫過什麼著作？臨終前的胡塞爾為什麼要說這句話？他是如何想的？在回憶自己一生時為何沮喪，而且是相當的沮喪？ 　　胡塞爾說這樣一句話，並非是向世人宣佈他已成為一個哲學家，而且一直是一個哲學家，並非糾正他曾說過的他是一個哲學的初學者；而是要表達他內心的那份安寧，他一生所做的事是最適合他做的。從熱愛上哲學立志獻身哲學起，他盡了自己的力氣，在生命終結的時候，他沒有為這一選擇而後悔。 　　作為一個哲學家而生活，其滋味是每個哲學家都會嘗到的，但感覺也未必會是一樣。海德格爾--他的這位被他稱為"一個對立面之一"的哲學家說："作一個哲學家，生活是十分艱難的--哲學家必須面對自己內在的真誠，而且要教別人以真誠--這種生活要求奉獻、犧牲和奮鬥。這是一般的科學工匠們所不能體會的。" 　　這可看作海德格爾的自言自語。但這番話如果寫進胡塞爾追悼會的悼詞中一定是最恰當不過的。不過當時並沒有開什麼追悼會，只舉行了一個火化儀式，海德格爾既未去參加這個儀式，也未對胡塞爾的逝世做出表示。就連弗賴堡大學哲學系也只來了一個人，而且是以私人身份參加的。這並不表明胡塞爾是一個不值得尊敬與愛戴的人，並不表明他的死不讓人傷心，而是納粹種族主義偏見所造成的恐怖陰影阻擋人們前往悼念。 　　一直作為哲學家而生活的胡塞爾是可以無愧地作為哲學家死去了。作為一個哲學家而死去的胡塞爾不會像蘇格拉底那樣死得悲壯慘烈而又瀟灑快樂。但他們都是從容地死去的。他們還會作為一哲學家從容地再來嗎？假若真有"輪迴"，假若胡塞爾並不像蘇格拉底那樣能了知死亡後的去向，能像蘇格拉底那樣聽到一種被他稱為"神秘的聲音"的召喚，那麼胡塞爾是否還會再來？假若他還會來，假若他並未到達上帝所在的大國，那麼這個世界上那些熱愛上哲學的人一定會熱烈歡迎他的到來，一定會希望他再來指點迷津！ 　　作為一個"純思者"的胡塞爾的肉體是消失了，但這位"純思者"之"純思"卻永遠留存下來了。如果把胡塞爾生前所有的文字看作是他的"純思"之顯現，那麼這一顯現的"純思"在今天已再次顯現出來，他的全集從本世紀50年代起就開始出版，還有他45000頁速記手稿，以及演講稿、書信都已完整地保存下來，存放在比利時盧漢大學的胡塞爾檔案館中。 　　人是在偶然性中度過一生的。胡塞爾也不例外。站在一個世俗的無神論立場來說，那個作為"純思者"和哲學家的胡塞爾是偶然來到人世的；如果他的"純思"是無法歸入偶然與必然這樣一個決定論的思維模式中的話，由於他的"純思"的獨特意義和由他所引起的世界範圍的一場"現象學運動"，這"純思"之永存於世便一定會是必然的了。永存的是未死的，也是不死的。作為哲學家是有死的，而哲學家的哲學和精神則是不死的，也是無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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