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文学与过去的乡土文学相比，有两方面基本含义：一是尝试使衰落的乡土文学复兴，即得到一种文学的乡土中国的表达，而这种表达与现代化的市场行程结合而生；二是新乡土文学不割断与经典乡土文学的联系，而是一种继承和延伸，但又要产生乡土文学新的内容、观念、主题、形式、风格、范围等等。
于是，由《佛山文艺》主办，《小说选刊》、《人民文学》、《莽原》和新浪网协办的“新乡土文学大赛征文”大概有这样几方面关于乡土文学的意向：1、在旧有乡土文学的传统上延伸出新乡土文学的空间与方向；2、新乡土文学尝试着发出市场中国的乡土声音；3、用新的观念去看市场中国的乡土生活；4、描写市场中国乡土生活的新变化。
这意味着，新乡土文学要复兴一种文学的方向，并没有确定或强制的乡土文学的规范和理念，但力图扩大与创新乡土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以寻找市场中国的乡土文学风格、主题和内容，凝聚起乡土文学表现的力量。
由于新乡土文学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一些对乡土文学的泛化理解，但显然不会将一切与乡村相关的文学都看作是乡土文学。那样实际上模糊了乡土文学意识，也消解了乡土文学的真实意义，与一般的乡村文学没有了区别，甚至可能与某种城市文学相混淆，而乡土文学与其他文学的区别在于：乡土文学是一种具有特定审美倾向的文学形态，是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简单地说，乡土文学是在新文明与原生或本土乡村文明发生冲突时才产生的。
乡土文学是20世纪初期西方文明、现代文明与中国的古典文明、农耕文明相遇而产生的，它最早由乡土小说延伸出来。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王统照、许地山、叶圣陶、王鲁彦、许杰、许钦文等人为代表，有一个从事乡土小说创作的群体。乡土小说主要有三方面内容：1、反映乡村动乱变迁； 2、批判落后愚昧；3、同情乡村人民疾苦。而其创作风格在整体上具有较一致的写实性。后来乡土小说群体渐渐散去，但一些人仍在进行与乡土小说相关的创作，由此渐渐延伸为乡土文学，除了萧红、茅盾等的作品与原初乡土小说有相似的内容和风格，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等的创作形成了乡土文学新的审美气质。郁达夫、废名主要表达对古典文化和田园生活的依恋，沈从文主要表达山野情趣和纯朴人性，他们的相似之处是与乡土小说严峻的现实主义明显不同，形成了清新、怡然、静穆的审美风格，并带有浪漫和忧郁情调。并且，这种新的审美风格最终确定了乡土文学的主要情趣、品质和风格，并影响了后来的汪曾褀、周立波、孙犁、古华、刘绍棠等人，而原先乡土小说严峻的现实主义风格则渐渐演变得与赵树理那样的小说相关。但实际上，1949年以后与乡土文学相关的文学很难从完整意义上把它们看作纯正的乡土文学，它们只是有个乡土背景或有些乡土文学情味，已远离纯正的乡土文学审美情趣和风格形态。
至八十年代，与乡土文学相关的文学形式和内容都融解分散在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种种主流文学现象中，没有其独立的审美形态和主题风格。九十年代以后，各种主流文学现象被以反对宏大崇高、回归日常生活和平民意识的理由拆解了，城市文学迅速占据了文学表现的主要领域。同时，城市文明大规模入侵农村，乡村人开始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纯朴的乡村品质已无处容身，面临着被改造的危险，但人们却常常误以为这种纯朴的改造是市场化的历史趋势。直到近年，人们如梦初醒，意识到市场化并不总是正义有理的，乡村纯朴依然可贵可爱，而新的乡村生活也充满了与城市生活不一致的地方。这些意识和情势刺激着与城市文学相对的乡村文学出现，与城市生活以及城市文学中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有了表达的迫切需要，也就是说，新乡土文学是在与城市文学相对并峙的情势下出现的。另一方面，一些与乡村有密切关系的作家要保存自己的写作领域，而乡村文学又必须获得自己独立的表达领域和表达形态，这也需要乡土文学的复兴。
于是，“新乡土文学大赛”面临着诸多命题：市场中国还有没有乡土文学？怎么看乡土文学？怎么写乡土文学？什么叫新乡土文学？怎么推动新乡土文学？要被表达和寻找的乡土文学品质和形态究竟是什么并不确定，正说明了表达和寻找的必要：我们需要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来完成对文学、生命以及社会变化的认识与塑造。虽然对于新乡土文学的形式、主题、风格、内容都不能确定，但我们明确地知道这是一个方向；虽然像在夜间的烛火摇曳，但追求和向往一个方向不仅是鼓舞，也是洞察和敏悟，由此可以深入我们的生活和文学，这种深入就需要诸多新乡土文学作品的聚集去完成，这次“新乡土文学大赛”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和推动。
由此可能发生的难度在于：1、由于新的审美风格、倾向、方向不确定，仅仅凭主题和内容难以判定为乡土文学，但审美形态与审美内容又是一体化的，新乡土文学的形态和品质应该是融合为一的。于是，在确定新乡土文学内容的同时，不能不同时去确立新乡土文学的审美特质。2、与这种新乡土文学的审美特质相关，要求确定一种作者的审美方式，而审美方式与生存方式是一体化的，审美方式就是生存方式。这意味着，新乡土文学的作者如果不能确立一种与其创作一致的生存方式，就不可能创作相应的新乡土文学作品。这进一步意味着，乡土文学如果真正复兴，可能影响着一些作品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市场中国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审美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不可能保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审美风格不变，因为当时的生存方式和观念在市场中国已变化。但是，以往的生存方式和审美方式虽在市场中国改变了，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这是新乡土文学的生存基础和审美基础。以往的乡土文学在今天仍有延续性。那么，怎样延续？而且，除了延续之外，事实上存在着如何坚守的问题，如果不能坚守纯朴的乡土生存品质，也就不可能坚守乡土文学的基本审美品质。
在这次新乡土文学的征文中，可以看到诸多情景，这些情景从不同方面回应着上面谈到的问题，启示着乡土文学的复兴，提供着对乡土文学的新思考和新表现。
在这些征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既承继延续了经典乡土文学风格情蕴，又注入了新的生活内容和主题变化的作品。这些作品既有田园生活风光和纯朴生活情趣，又有对家园的贴近和对土地的亲近，这些表现和感受既与市场中国生活一体，又体现出一种清新和单纯的审美意趣与风格。当然，这只是指出一种承继，而不是认定新乡土文学只能有此一种风格。
刘耀儒的《鱼晾坝》在单纯的生活场景、平静的气氛中叙述了质朴的兄弟之情，作品自始至终几乎只有兄弟俩人和他们在溪流上晾鱼的情景，有乡间日常生活的平静和情趣，也有对山野田园的怀恋，淳厚原始的人情味伴和着山村与河流的气息溢散在乡间的空气里。程莫深的《秋天的陷阱》在集中于乡村与山野的单纯感受上与《鱼晾坝》非常相似，它也描述在平静纯朴的山间田野中的单纯生活，但与《鱼晾坝》温情和怀旧的气质不同，《秋天的陷阱》中让平静的生活和田野中始终蕴藏着紧张不安，暗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爆发父亲与村长养的那头黑猪之间惨烈的血战。《鱼晾坝》中很自然地表达了市场化进程给乡村带来的经济和自然变化，而《秋天的陷阱》则主要表达了市场化时代乡土中国的人事变迁，用父亲、猪、庄稼象征性构成了乡村权势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对峙关系。
《鱼晾坝》的风格接近于沈从文、周立波等清平淡雅、浓妆素裹的风格；《秋天的愤怒》接近于茅盾的《农村三部曲》那样的主题方向，而其叙事风格却又具有欧美描写人与动物关系的作品的象征意味。黄孝阳的《阿宝》另有一种情趣，作品比较诗意化和散文化，更加接近废名的那种风格。平淡如山水画般的生活画面，疏疏朗朗的一些场景，没有紧张的冲突、集中的主题、变化的情节，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突然生出强烈的悲剧性变化，却又把乡村中的普遍情景包含在阿宝杀死流氓和自杀的结局中，一个乡村女孩的纯真和命运让人感到悲凉。其实，《秋天的陷阱》也让人感到悲凉，乡村中的普通人物和命运似乎总是无奈而悲剧性的。
与这类具有传统乡土文学叙事风格的作品内容相接近，另一类作品直截了当描写了乡村生活中人性的败坏和农民的困境，其叙事时不很注意审美的含蓄情趣，而是将愤怒的主题集中爆发出来，直接描写现实冲突事件。这类作品的特点是批判感强烈、乡村生活的现实特征突出，叙事内容和主题是作品主要关注和表达的，而审美风格、情趣、意蕴、效果等并不与主题和内容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类作品一方面描写纯朴民风的衰落、人性的败坏，一方面描写农民在某种困境中挣扎冲突、难以找到出路。徐则臣的《飞蝗》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农民在社会变化的重重压力下不断失去自己的一些利益，而他们又无力抗拒，只有以简单原始的方式加以抗争，于是出现了火嫂自杀的悲剧。与此相似的悲剧性意识在胡学文的《僵硬的舌头》中也呈现出来：老实厚道的老农民毛根杀死了自己的恶徒儿子毛有。毛有在乡间的横行不法以及毛根不得不杀死毛有的无奈，都有象征含义，至少暗含了古老淳厚民风在市场化乡土中国的悲剧性地位。这些作品里隐含着巨大的乡土矛盾和纯朴生活所遭受的破坏。两败俱伤、农民不惜自杀以至杀死亲人来与人性恶抗争的情景，在不少作品中出现是富于警示意味的。
在这些作品中，厚道民风和淳朴人性的败坏，似乎主要来自市场文明、城市文明，而与乡村中原始丑恶无关。实际上，市场与城市变成了一个激发原始丑恶的地方。城市并无正邪之分，是人把城市变邪恶了。一些作品表达了乡村纯朴人性在城市的遭遇。徯晗的《殊途》描写了一个纯朴青年农民在城市里变成了贼的故事；柳世明的《竹篮子》将城市人的浮躁、冷漠、势利与农民的质朴老实进行了对比；陈富强的《美容店》中的米娜虽沦落风尘却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几篇作品多少具有小品叙事的倾向，它们多由一些片断和场景构成，有时具有讽刺意味。这些作品表达的是农民在城市里的生活，已离开了乡村生活，这类在城里的农民生活描写是否还是乡土文学，有可探讨的地方。
同样描写乡村纯朴人性的败坏的作品是吕新的《初夏》，故事讲述了一个原本纯真的乡村民办女教师为转正而不断被校长和教育局长诱奸的故事。在赵玲不断失去自己身体纯真的同时，她的精神也在不断改变。赵玲对于用身体去获得转正没有大的痛苦，也没有快乐，她很平静，这只是她要做的一件实际事情。这种从头至尾的平静没有悲剧感，只有悲哀感，这种悲哀暗含着一种深刻：赵玲面对的不是一两个校长和局长，而是整个时代的生存感受和生存压力。但赵玲的故事并不仅是乡村独有的，乡村与城市都同样可能发生这种用性交换生存、获得好处的事情。这可能隐含着更深的问题：城市与乡村如此相似，乡土中国和乡土文学可能确实在消亡。
乡村生活的压力，显然主要来自穷困和权势的压迫，也来自利益的诱惑。一些对乡村失去纯朴表示痛心、对乡村丑恶表示憎恨的作品中，丑恶和败坏在很多方面来自乡村的村官腐败。另一些作品相反，它们歌颂了村官的无私和可贵：他们不是为自己争利益，而是尽力为一村一乡的农民谋利益。这样的作品纪实性很强，与现实问题和乡村形势结合很紧，内容、主题、形式都很写实，使人如临真正的乡村现实。
主要描写乡官生活的作品不少：有的撷取乡官关心百姓生活的一个片断，如崔敏的《一个村长的早晨》；有的赞颂乡官为乡民富裕起来而劳碌奔波，如温新阶的《狗日的番茄》；有的描写乡官无私奉献，如白天光的《杨旺屯的肾》；有的描写乡官对乡民疾苦的同情，如孙方友的《撕碎了让你看》。这类以乡官生活和工作为主的作品的内容、主题、风格、方法大致相似，大多有几个共同之处：1、写市场化和富裕起来对乡村形成的压力和困难；2、写乡官在人事压力和工作压力之间的为难和焦虑；3、这样的作品多以乡官的日常事物性工作为主要描写内容；4、写乡村生活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关系；5、写乡官的奉献精神和质朴的人性；6、在故事结尾乡官大都有悲哀而无奈感。
乡官生活主要表现乡间日常生活诸多矛盾以及乡村发展的各种困难，但其中仍温情地保留着人与人之间的支持和理解，如《狗日的番茄》中书记与乡长之间、书记与乡民之间的相互体贴。对乡村现实问题的具体描述和悲哀无奈感是这类作品的最基本特点。乡官们面临着很多具体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仅仅靠他们个人就能解决的，但乡官和乡民们必须承受这种充满问题和困难的生活，承受来自时代的和传统的、政治的和民间的各种压力。明确的思考、清晰的批判、含蓄的悲哀、冷静的现实主义风格、富于乡村日常生活的感受，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
乡土生活的变化，伴随着乡村富裕起来的愿望，也伴随着古老乡村生存意识瓦解的危机。富裕起来的愿望使农民产生了离开乡土去城里挣钱的意识，并已成为普遍意识，这种意识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乡土生活。江少宾的《农民黑七的世界杯》里黑七无论怎么对城里生活不习惯，最终还是由于各种压力而走向城里，因为乡村社会的生存意识已被改变了。王哲珠的《走出老寨》的农民在老寨里愈来愈感到生存的艰难，王安顺拼死拼活却难以养家、欠了不少的债务，而他的下一代——妮子却欢欣地走向城里去当售货员，并不因为读不成书而苦恼。
市场中国里生活的年轻一代农民，与老一代农民的生存意识不一样，看待乡土变化的眼光也不一样。李铭的《风中的驴子》中代表着艰辛劳作和艰苦生活的驴子在富裕起来的生活里已经无法生存，人们不再需要驴子了。冯伟的《一个人的村庄》中，一个村庄的生活变成了柳婆一个人的岁月，在柳婆的意识中，所有悠悠的村庄变迁都变成了她一个人的生活，成为一种不变的生活。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在她的意识中村庄是不变的，而她的意识流程却轻微地透出了村庄和人事的变化。
另有一类作品同样表现乡间民风与乡村社会变化，常常怀恋和慨叹古老民风失落、怀恋淳朴乡村社会，但离市场化、现代化、主流意识、政府意愿、利益与权利、富裕与权势等具体现实问题较远，更加民间化一些，在写法上也更加随意一些。这类乡间趣闻轶事的作品不少，如韩少功的《乡土人物（四题）》、王松的《乡村素描》、化芳的《微山湖纪事》、陈继明的《冰冷的乡土》。这些作品的内容杂多，难以简单概括，这些内容主要是：一借轶事说正史、旁敲侧击时代；二借轶事趣味来化解沉重和刻板；三呈现乡间静止、纯朴、麻木、迟滞、神秘、顽强的生活情景。
这样的作品主要以类笔记文的方式出现，多描写乡间的趣闻轶事、古俗野风，有时甚至带有神秘气息，借以表达更加独特的民俗民风。它们比那些表现和思考乡土现实问题的作品更加注重乡村的古老事物、风俗习惯与往事回忆，但其中多半也隐含着与现实变化的联系，在怀旧的乡土中体现着新变化，因为各种轶事和回忆常常因现实而触景生情。它们像是古老遥远的生活在市场化的乡土中国发生，并保持着其本色，不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这样的作品中包含的乡村生活也不会变。这样的作品不追求特殊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效果，也不追求特别深入人心的审美效果，它追求呈现自然平淡的生活，并且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这类作品的风格清淡闲在，往往写得像闲谈一样平淡，没有明显的结构和情节，有“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意趣。它们往往三五篇攒聚为一簇，没有主题意义明确的标题，却有闲情逸致的笔记文情致，不加修饰与虚构，纪实感强，有点像《山海经》、唐传奇、聊斋故事那种风格。这些传说轶事类作品往往与地方风物结合在一起，所以不论真假都适宜于表现乡土情味。汪曾褀的作品也曾经有过一些这样的风格。这些作品不图什么历史意义，也不与时代变化产生大的瓜葛，只是将一种延续几千年的生活情景换个背景重演一次。这样的作品离20世纪初的乡土小说相去甚远，反倒离古老的笔记文体甚近，在古老文风的延续中有几分现实的新鲜，它们与乡土文学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还有待深入。
范稳的《蓝色冰川》与乡土文学的关系比较独特，它可能集中了更多的当代生活与乡土文学的关联，也集中了更多的当代生活内涵。而这样的生活与具有古典意味的、传统意味的乡土生活区别更大，比如说，它与韩少功描写的奇闻轶事类乡土内容就完全不同，与《鱼晾坝》这类描写田园生活风光和山野纯朴生活情趣的作品也不同。当把它也作为乡土文学来看时，显然是有意激发某些变化和思考的：如果把它也看作乡土文学，那就不仅仅是写乡下人在乡村的生活，或者写乡下人在城里的生活，而且是写城里人在自然中的体验以及城市对自然的改变。乡土文学当然包含与自然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当代生活中趋于复杂，因此产生了乡土生活以至当代生活与自然关系的各种当代表现。《蓝色冰川》集中的当代生活内容最多，因此乡土文学内容与当代生活的关联也最多，它大概有几方面与一般乡土文学不同的内容：1、对于作品中生长于冰川旁的尼玛来说，他的乡土就是冰川，他的生活很自然地与冰川结合在一起。由此这部作品中的乡土不是一般的田园家乡，而是冰川与山林，是自然。对乡土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自然的意识。2、保护或保存乡土的意识，就是保护冰川的意识，或者说，就是保护自然的意识。3、对于尼玛来说，在冰川被现代文明破坏的同时，他的纯朴和原始性生存也随着冰川被破坏，而他最终对于冰川崩毁的恐惧，也应该意味着他向原始生存——他的乡土生存的纯朴自然去回归。在这部作品里，乡土、原始、自然、冒险、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旅游文化等多种元素都包含在里面，究竟怎样看这样一部作品与乡土文学的关系，有待于对新乡土文学探索与思考的深入。
新乡土文学大赛聚集的这些作品意味着我们对乡土现实和乡土文学的思考，也意味着人们对乡土与文学的希望。这些作品中所呈现的几种有关乡土文学的类型和倾向，大致启示我们从这几方面重新走进乡土文学：
1、不必将这些作品一定看作是乡土文学，而是将它们看作对乡土文学的探求；2、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发现几种大致的新乡土文学类型或倾向；3、借乡土文学而发现乡土中国、借乡土文学而深入市场中国，包括借乡村而深入城市；4、这些作品几乎不正面表现乡村丑恶、畸形、变态的情景，这与那些津津乐道于乡村和底层之恶的作品形成明显不同；5、这些作品走出了乡村社会的狭隘，大都关注整个乡土中国相关的乡村生存现实，并尽力去思考与表现乡村现实问题；6、这些作品对乡村纯朴的失去和乡村生存困境大多抱悲哀态度，但仍然保持对乡村社会的美好怀恋甚至希望。
这些乡土文学作品努力在乡土现实中发现人性和生命，也发现市场中国的形象。当市场中国的人们被放置于田园、土地、村庄构成的风俗生活中，人们可能会返璞归真，遥远的原始农耕风情与近在咫尺的现代生活构成了现代乡土中国的矛盾形象，古老与时尚在这个矛盾形象中交错重叠而让人们迷惘难辨。这样的叙述视野和生命体验可以使人们从文学中的乡土生活走向一种更广阔的生活，而这种广阔生活可能受到城市的限制，仅仅隐藏于乡土中国中等待发现。回到乡村与土地，在土地沉静中抵抗城市喧嚣，在穷困的单纯中抵抗富裕的异化，因此，古老的土地和田园令人向往。
可以想象的是，乡土的纯净是乡土文学的核心品质，如果没有乡土的“清水出芙蓉”，乡土文学也就没有了与其他文学形态的区别。没有了乡土的纯净，也就没有了乡土文学的纯净。但市场中国的乡土纯净已难以追寻，乡土文学的纯净也愈去愈远，正像我们对市场中国的乡土感到迷惘一样，新乡土文学中也蕴积着迷惘，也许，这种迷惘就是新乡土文学的一种特质。
作者简介
徐肖楠，男，北京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及其他报刊发表论文160篇。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
责任编辑：王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