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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成山的日子(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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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衰老是从自己觉得衰老开始的。过了三十七岁，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虽然还不至于衰老，但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的腰围渐渐增粗，眼睛开始出现毛病，一些奇形怪状的黑影在眼前漂来漂去，据说这是白内障的先兆。有一天吃晚饭时，我端着酒杯呷了一小口，然后不慌不忙地用筷子去挑肉，忽然觉得这简直就是个糟老头的形象，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老头才会架着二郎腿，一边喝酒，一边吃肉，自得其乐。 |
十几年前我曾经狂热地喜欢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像Man Ray的油画和摄影，Jacques Lipchitz的雕塑，Alain Robbe- Grillet的小说，现在都已经不能打动我了，再看也是白搭，完全无动于衷，仿佛思想深处的某个闸门在我三十七岁以后就关上了。我在灰尘累累的书架上找出那套曾经颠倒众生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翻来翻去，怎么觉得里面废话连篇，尽是垃圾，和一堆精神病患者的呓语差不多。我不禁大为惊慌，仿佛衰老正像一个巨大的阴影慢慢向我逼近，最终将把我完全吞没。
三十七岁那年，我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我一直认为自己适合当社会新闻或国际新闻的记者，我应该去采访巴黎地铁爆炸案、东京真理教派和拉宾遇刺案，为了证明我是国际新闻的人才，在拉宾遇刺以后我马上开出了一份很详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遇刺的各国领导人名单"，投寄给全国五十六家报社。这份名单至今已经刊登了二十三次。
我除了编写被暗杀的各国领导人名单之外，还给报纸杂志的"时尚消闲"专栏写些小稿，介绍衣食住行和吃喝玩乐。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让那些对潮流非常敏感，喜欢在酒吧流连，听摇滚音乐和谈论前卫艺术的年轻作者去写。但我至今仍然坚守着这类专栏，因为我还不想放弃年轻的感觉，我需要拿出证明来。虽然一想到需要拿出一点东西来证明自己年轻，这本身就是很可悲的。
然后，我还写小说。这是最难于启齿的，承认自己写小说就好比承认自己性无能一样。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去年夏天，准确地说是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我得到一个消息，电视台准备对我进行一次三十分钟的采访，让我谈谈对本地文学创作的看法。我很感动，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关心"文学创作"，我必须认真地探讨这个问题。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家等电视台的电话，以便确定采访时间。可是没有人打电话来。当我被一阵隆隆的雷声惊醒时，窗外已经漆黑一片了，正下着瓢泼大雨。闪电不时把我的客厅照亮，显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造型。我在沙发上睡着了，睡得像死去一样。这是不是衰老的迹象呢？我把两条腿盘在沙发上，趁闪电的机会眯起眼睛打量着客厅，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图片，有西藏布达拉宫的照片；有Blip摇滚组合的海报；还有几幅油画，画的全是不同形状的花瓶。这一切都强烈地证明着它的主人是一个处于反叛期的艺术青年，而不是一个爱看电视连续剧的垂暮男人。
我忽然很想喝点什么，最好是一杯啤酒。我跳下沙发，从门后拿起雨伞。这时才发现屋里原来还有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妻子是什么时候回家的，她一声不吭地坐在黑暗中，怔怔地望着我，我很害怕这种目光，有点像一只受伤的羔羊无奈地望着步步逼近的母狼。
"你要出去吗？"她问。
"是的，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个把小时了。"
"你一直坐在这里？"
"我在看你。"
我仍然僵立着。她的目光使我有点迟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你去吧。"她说，"我等你回来。"
我想说别等了你先睡吧之类的废话，可是等我来到了大街上才想起什么也没说。雨突然小了，几乎完全停了。但街头仍然泛着一片蒙蒙的水光，来往汽车的红色行车灯，一串一串，在水中闪闪烁烁。我撑着伞，踩着人行道上的淤水，来到街角处那家新开张的红蜘蛛酒吧。里面很安静，只有三四个顾客，都是俯着身子在桌面上哝哝低语。我在临窗的桌子坐下。一名年轻的女侍应无声无息地绕到我的身后，把一本价目表搁在桌上。我吓了一跳。
"请问先生要点什么？"女侍应问。
"一瓶啤酒。一碟果仁。"
女侍应转身离去。我注视着她的背影，一个非常纤弱的女孩子，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却梳着一个奇怪的成年妇女的发髻，露出瘦长的脖子，使她显得更加瘦弱。我看了看其他女侍应，全梳着相同的发髻。这女孩子有一种令我觉得非常熟悉的外地口音，但一时却想不起是什么地方，反正不是广州本地人。在酒吧当侍应的女孩子绝大部分来自北方的一些贫穷地区。这种现象使广州弥漫着一股暴发户的腐败气息，令人反感。
我很快就不再留意女侍应了。酒吧的灯光十分暗淡，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吧台里面站着一个男侍者，也许是个调酒师，正和另一个女侍应低声交谈，女侍应不时吃吃地笑着。这种调情的笑声使我浑身不自在，起鸡皮疙瘩。于是我浏览四周，企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时，我看见对面的墙壁上有一幅油画。
身材纤弱的女侍应把啤酒端来了。我冲着对面的墙壁抬了抬下巴，不经意地问，"那是什么？"
"一幅画。"
"画着什么？"
"不知道。"
"是一个躺在床上看书的裸体女人吗？"
女侍应低声笑着，也许认为我是故意挑逗她，所以带着一种使我不自在的笑声向黑暗退去，像来的时候一样蹑手蹑脚。当她回到吧台后，和那对男女嚼了几句耳朵，他们一齐用好奇的目光向我射来。
我端着酒杯，走到那幅画前仔细地端详着。那确是一个裸体女人，但不是一幅油画，而是一张经过油画效果处理的照片，走近一看，画面上的网纹便显得虚假和浮夸。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望顿时涌上心头。当我犹豫不决，是继续站在原地观察照片，还是回到座位上去的时候，忽然感到身后有人呼吸的声音。我转过身来，那位身材纤弱的女侍应站在离我不到一公尺的地方。
"你喜欢这幅画吗？"她问。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喜欢的话，你可以开个价，把它买了。"
我眨着眼睛，"这幅画是卖的吗？"
"可以卖。不光这幅画，你手里的杯子也可以卖，桌子也可以卖，所有东西都可以卖，只要你的价钱合适。"
"你说个价吧。"
"七百。"
"不，不，"我笑了起来，"决不值这个价。"
"五百。"
"也不值。"
"那你说值多少呢？"女侍应把头一歪问。
"反正不值五百。"
"你说嘛，到底值多少？我说五百，你可以还价嘛。三百也好，四百也好，还个价嘛。"
我突然感到这种对话有点暧昧。我重新打量了一下那女孩子，她脸上的表情异常清纯，像透明一样，并没有半点风尘的味道。我放心了。"你是四川人？"我喝了一口啤酒，突然听出她的口音了，是四川某个地方。
"不，我不是四川人。"
"一定是。我以前认识一个四川女孩子，也是这种口音。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阿珍吧，不过我真不是四川人。"
"阿珍。"
"你要买这幅画吗？"
"不。"我慢慢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你觉得这幅画不好吗？为什么不买？"阿珍跟在后面问，她的声音流露出明显的失望。
"不买。"我没有回头，"它不是一幅画，只是一张照片而已。"
"管它是什么呢，只要好看就行了。"
我和这个叫阿珍的女孩子就这样说了一大通废话。阿珍是个可爱的姑娘，可是我却让她失望了，因为她这么热心地推销那张照片，反而使我产生了怀疑。她只不过是一名侍应，卖画并不是她的职责，但她的热情竟如此高涨，实在不合情理。当我明确地说不买那幅照片以后，她竟推销起茶杯、餐巾和桌布来，于是我断定卖这些东西是她收入的一部分。
我坐下了，她还站在桌前絮絮不休，像小学生在课堂上背书。
"你一定觉得我是个骗子。或者这家酒吧的老板是个骗子。怎么刚开张就卖茶杯、餐巾？是不是生意不好要倒闭了？这是老板的主意，说让每个客人都带点纪念品走，杯子也好，擦桌子布也好，灯泡也好，以后就会记住'红蜘蛛酒吧'了。我们都觉得这是个馊主意，只有傻瓜才想得出来，可是不敢说，因为我们不是老板，老板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坐下说吧。"我建议。
她摇了摇头，还想说什么，说了两遍都停住了，说不下去，突然吃吃笑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她一扭身，迅速躲进了吧台，消失在一扇窄小的门后面。那两个男女侍应不约而同瞟了我一眼，正好遇上我的目光，立刻露出俗气而暧昧的笑容。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个叫阿珍的女孩子会突然消失不见了呢？难道她以为我有什么不轨的企图？我把自己的举止认真检讨了一遍，确信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彬彬有礼的，没有半点冒昧唐突的地方。于是我便不再思索阿珍突然跑掉的原因了。
这年的夏天气候非常炎热，气温在摄氏三十七度左右居高不下。
我想把这种炎热的感觉写进我的新小说《垃圾》里，但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他们并不需要知道炎热的感觉，他们不需要作者形容气候如何炎热，不需要作者浪费笔墨去形容树木、草地和天空，他们会很不耐烦地质问，难道我连什么是炎热都不知道吗？
可是炎热的意义对我来说却非同小可，因为就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所居住的那幢大楼四周的平房都已经拆毁了，成了一片乱七八糟的烂地，但却不见有人来施工，大家都不知道这块地将来做什么用，也没有人去关心这个问题，这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了附近居民抛弃垃圾的地方。当天气炎热时，空气便弥漫着惊人的恶臭。我把这一堆堆的垃圾视作人类的大结局，并准备写一篇小说，题目叫《垃圾》。
其实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人类是否会变成垃圾。我整天在家耽着无所事事，或者躺在床上干瞪眼，或者坐在电脑前玩《梦城兔福星》之类的游戏。每次玩个把小时，起初总是热情洋溢，但玩着玩着就厌烦了。到了傍晚，我便搬张椅子到阳台坐下，和妻子一起观赏楼下的垃圾，我们几乎是目不转睛地观察下班的人们是如何在一堆堆腐败的垃圾中穿行。这些人显然都是识途老马，熟练地沿着一条踩出来的小径疾步而行，甚至有说有笑，根本不把四周的垃圾放在眼里。
炎热除了能使垃圾发臭以外，还会使人类做出疯狂的事情，比方说施放毒气发动政变暗杀国家领导人什么的。据我所知，大部分刺客喜欢使用炸弹、手枪之类的小型武器，成本很低，只有一九九四年暗杀卢旺达总统，用导弹一家伙把飞机打了下来，令人精神一振，睡意顿消。
我经过红蜘蛛酒吧，看见那幅照片还挂在墙上，没有卖出去。有一两次我看见阿珍站在门口，和咨客聊天。她穿着鲜红的侍应服装，不时撩撩头发，抬起腕看看手表，眯起眼睛咯咯地笑，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她没有认出我，甚至没有瞧我一眼。这很正常，因为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我并没有向她购买照片、杯子，或者餐巾什么的。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她和一个男人说话，那个男人的样子蠢透了，一对眼睛像白痴似地离得很开，扁扁的鼻梁，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衬衫，拿着一部手提电话。我心里竟有点不大舒服，好象不乐意阿珍和这样的男人说话。我快步从她面前走过，她盯了我一眼，不知认出来没有，我头也没回，但听见他们还在说话，还有阿珍的笑声。
我强迫自己把精神集中起来，考虑向电视观众谈些什么。其实人人都知道文学已经完蛋了，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连最后一点的耐心都已经失去了。广州再没有作家。朋友们听说我还在写小说，都吃惊地瞪大眼睛，好象这是精神病的征兆。
唯一支持我写小说的是我的妻子。我一共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在结婚后第三年死于肝海绵状血管瘤，第二个妻子竟然也得了肝海绵状血管瘤。这种巧合不仅毫无道理，而且非常罕见。我总觉得第二次婚姻是第一次的翻版，丝毫不差的翻版，连每天上哪间医院，看哪个医生，做哪些检查，吃哪些药，都是一模一样的重复。这使得我的时间观念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年份颠三倒四，许多事情分不清是和第一个妻子做的，还是和第二个妻子做的。
但支持我写小说的妻子是现在的妻子，这个我倒很清楚。
我和妻子谈起阿珍。她一直仔细地倾听，不怎么说话。自从得了肝海绵状血管瘤以后，她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坐在黑暗中发呆，或者盯着我看。"你想认识她吗？"她问，"把她写进你的小说里？"妻子盯着我，神情懈怠，看上去像魂游天外，可是隔一会儿，她又说一两句话，表示她的意识还很清醒。
"你怎么才能认识她呢？"她问。
"有很多方法。"
妻子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可以假装想买那幅照片。或者真的跟她买两只灯泡什么的，反正家里也用得上。我想了解她的家庭，她的生活，以及她的一切。比方说为什么她在红蜘蛛酒吧当侍应，而不是在别的酒吧呢？
"你会和她好上吗？"
"什么？"我吓了一跳，"你的脑子真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她看起来才十五六岁，我几乎可以做她的父亲了。"就在说这话的时候，我也拿不准自己是不是在说实话。也许我更希望像阿珍的叔叔，甚至哥哥，而决不是父亲。妻子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写吧。"她说，"把她写成一篇小说。你的小说最棒，写吧。"
于是我决定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
其实我知道自己已经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像样的小说来了，身体的腺体再也分泌不出写小说的激情，甚至连产生性欲的脑下垂也好象停止了运作，处于无休止的冬眠状态。我虽然已经八个月没和妻子亲近了，但丝毫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对此我十分惊讶，但事实确实如此。令我激动不已，并且无法忍受的是那里永远没有动静，总是软绵绵一片。
我愈来愈频繁地从红蜘蛛酒吧门口经过，我对自己说这是为了小说创作。有时我也会进去坐坐，喝杯咖啡、啤酒什么的。我已经清楚地知道阿珍什么时候上夜班，什么时候上日班，也知道哪天是她的休息日。只要我从门口走过，凭感觉就知道阿珍在不在里面。
"嗨，你来啦？"阿珍每次见到我都用热情的声音招呼，"要点什么？和上次一样吗？"
我很高兴她还记得我上次要过的东西：一杯黑啤酒，一碟果仁；或者一杯意大利咖啡。也很高兴她不再向我推销茶杯、餐巾之类的垃圾了。她一见我进来，就丢下其他顾客跑来和我说话，没话可说时，就笑着站在桌前看我，使我觉得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你是做什么的？"阿珍问我，可是不等我回答又急急忙忙地说，"让我猜猜，你是记者？"不是。"专门给人打官司的那些……那些……律师？"不是。"快餐店老板？"也不是。"骗我。"阿珍有些气馁了。
我说我是自由撰稿人。她神情困惑，显然碰上个闻所未闻的玩意。我解释说我是写小说的。我不想说作家，因为自由撰稿人听起来好听一点。她明白了，高兴得拍起手来，你写爱情小说吗？像琼瑶的那些爱情小说？我怎么没见过你的小说？她呱呱呱地问个不停。
"我不写爱情小说。"我说。
"你写什么？"
"唔，"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我写过一本武侠小说。"
她爆发出一阵大笑，然后急急地捂住嘴巴，吧台后面的那个百无聊赖的男侍者一听见阿珍的笑声，立即颠着屁股凑过来。"哎呀呀，你们说什么那么好笑？也让我笑笑吧。"他说。
"他会写武侠小说。"阿珍指着我说，"喂，你能把你的武侠小说借给我看看吗？"你会武功？是少林派还是武当派？男侍者喷着一嘴臭气，像头猪似地挤到我和阿珍中间。
我开始胡言乱语了，我说我是一个孤儿，从小就没有父母，只有一个自称是我养父的人和我一起生活，他的武功是顶呱呱的。我曾经怀疑他是不是养父，从我五岁那年开始，他就硬逼着我跟他学猿猴献果、金钩钓鱼和鹞子翻身之类的武功，直把我摔得鼻青脸肿，手腕脱臼为止。但我至今仍不知道猿猴献果有什么作用。那天我说了很多废话，肯定不止这些，反正是一大堆，说得我舌头僵硬，上气不接下气。
男侍者很认真地说，鹞子翻身是武功的基础。阿珍挥动餐巾把他轰走，他回到吧台以后还对我说，你教我好吗？
"你写小说，一定会看手相。"阿珍索性在我对面坐下，伸出右手，"帮我看看，我的爱情线是不是很好？有人说我会爱上一个年纪比我大很多的男人，我才不信哩。你帮我看看。"
我虽然根本不会看手相，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拿起她的手。轻轻捏了一下，掌心的肉很厚，很结实，手指粗短，和她纤瘦的身材一点都不相配。我看了一会才把她的手放下，有点自卑地说："我不会看。""骗人，你总是骗人。"阿珍嘟起嘴巴说。
我觉得自己很蠢，接下去又感到很快乐，然后又觉得这种快乐很愚蠢，于是便结账离开酒吧，阿珍送我到门口。她问我什么时候再来，还告诉我她上班的时间。开始我以为她希望我在她上班的时候来，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想我在她下班的时候约会她，比方说请她吃饭，看电影什么的。
妻子在家里等我，她一直坐在阳台，呆呆地看着楼下的垃圾。我搬了张椅子坐在她旁边，她关心地问今天的进展怎么样，对阿珍的了解是不是加深了？她多大年纪？住在广州什么地方？我告诉她，阿珍大概有十七八岁，说实话我也拿不准，也可能有十九了，住在冼村的一间出租屋里，我还没有去过。你打算去吗？妻子盯着我问。我没有回答，伸了个懒腰。
"我把饭菜都热在锅里了。"妻子站起来，向房间走去，"你的小说什么时候动笔？我真想看看。"
"我可以把构思讲给你听。"
"还是等你写出来再看吧。"
"你不想听吗？"
"我现在很累，想休息。哦，别生气，我相信你的构思都是最棒的。还有，电视台'城市早晨'节目组的老张来过一次电话，我说你不在，电话就挂了。"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
虽然天刚黑，妻子却上床睡觉了，因为她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即使这样她也不愿意听我的小说构思。到凌晨两三点她就会醒来，并且再也睡不着，眼睁睁地躺到天亮。
我对着楼下的垃圾发了一个小时的呆，然后看了一集电视连续剧，今天的剧情发展到妻子偷情丈夫在街上飞车开枪乱杀人。然后我就上床睡觉。通常妻子是下半夜失眠，而我是上半夜失眠。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离天亮还有很漫长的时间，躺在床上有什么事情可想的呢？我伸出左手悄悄地摸了摸身旁，和预料中的一样，我碰到了一个柔软而温暖的身躯。我转过头，一眼就看见妻子蜷缩在薄薄的毯子下，并且听见她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拧亮了床头的小灯，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本书，随便翻开一页便往下看。我看书就喜欢这么胡乱地从中间看起。刚好被我翻中的那一页是这样写的：南方是今年的岁破方位，而同时又有众多凶星混集在那里，故此今年虽有八白这颗当旺的财星飞临，亦未可言吉。八白财星属土，飞临火旺的南方，有火旺土焦之象，倘若缺水滋润，恐防会有火厄。化煞之道，可在南方摆放一个鱼缸，缸内养六条黑色及一条银白色的金鱼，鱼缸内可放二十八粒小石。
我的第一个妻子在四年前死去。在她得病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肝海绵状血管瘤，就等于阿珍不知道什么是自由撰稿人一样。没有人解释得清它是怎么发病的，有人说是因为肝脏的某一部分停止了血液循环，使血管形成海绵状扩张。但也有人说这不是主要原因，先天性发育异常才是主要原因。几乎所有医生都说这种病发展缓慢，预后良好，并不需要怎么特别医治，但有一天她忽然就死去了。没有任何征兆。
我非常害怕睡觉，就像小时候打烂了母亲心爱的花瓶，战战兢兢地等着母亲下班回家一样。我从镜子看见自己恐惧得变了形的面孔。我为自己居然害怕成这个样子而惊讶。虽然我已经长大成人，但这种恐惧的表情却一直难以忘怀。即使在我成了自由撰稿人以后，仍然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恐惧。也许正是恐惧使我不得不去写作。我相信治疗恐惧有很多方法，但我选择了做自由撰稿人。
天亮后我要陪妻子去肿瘤医院，然后我要继续等电视台的电话。我的小说也该动笔了。还有很多废话等着我去说。我还要再去红蜘蛛酒吧和阿珍谈话，谈谈她的童年、双亲，对未来的打算，还有其他无聊的事情。
我看看枕边的闹钟，才凌晨一点。现在阿珍还在酒吧里忙碌呢。一想起她的音容笑貌，像春风绿叶、朝霞雨露那么确定，那么真实，那么活泼生动，我就觉得心里涌起一种冲动，把心脏搅得阵阵胀痛。我喜欢这种心痛的感觉，于是把书塞回枕头底下，关了电灯，在黑暗中努力捕捉她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和微妙的表情。想着想着，忽然感到一股热流从腹腔深处涌出，在我的下肢蔓延激荡，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内蠢蠢欲动，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激动人心。
我忍不住把手悄悄伸进了妻子的毯子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