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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成山的日子(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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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必须提及我的第一篇小说，即通常所说的"处女作"。那是写于一九七九年的一部长篇童话故事，部分章节发表在大学的油印刊物上。当然是没有稿费的，还要自己掏钱去印，然后像圣诞老人似地把那本印有童话故事的小册子硬塞到别人的手里。那一年阿富汗总理在政变中被人杀死，他的死对我的生活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
我的处女作是这样开头的，也即我的创作生涯是以这样一段文字开头的：当黑色的月亮遮住了太阳的光芒时，邪恶的魔王复活了，三千黑色兵团也复活了。他们要夺取玫瑰国作为邪恶的基地，一场正邪大战开始了。玫瑰国变成了血肉战场，国王逃到了海岛，人民被绝望之心击败，纷纷逃亡。这时，一位武士挺身而出，带领绿色兵团向恶魔反攻，消灭了十二名魔将，获得了无上的功名。国王要封他为大将军，做玫瑰国的守护神。这位武士却说，我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才去作战的，而且在战争中我身受重伤，不能担当大将军的重任。国王问他需要什么奖赏。武士说：在战争中有很多孩子成了孤儿，我愿意收养他们，做他们的养父。国王非常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在武士收养的十几名战争孤儿中，有个刚满六岁的男孩……
老张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问我还有没有保存这份童话的底稿。我说早就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你知道我在你的小说里找到了什么吗？"老张问。
"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是一种过分的游戏性和强烈的愤世嫉俗，破坏性的愤怒和无政府主义的热情并存，但带有极度绝望的潜在意识，这种潜在意识在从嘲弄到辛辣的讽刺的各种态度中表现出来，有时显露出近乎感伤的隐蔽的浪漫主义，以及矛盾的乐趣，甚至毫不掩饰的攻击性和缺乏乌托邦式的观点。"
"说得太好了！"我严肃地搓着手，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你的观点很正确。这是一种以西诺配创始人的态度奉行的犬儒主义，与贫困、讽刺和傲慢无礼相结合的一种次等理论的卑劣的缺乏尊重，这种理论鉴于单纯头脑知识的理想主义的抽象概念与枯燥乏味和艺术的空洞浮华，试图逆理想主义之风而行。"
"啊，你谈的问题使我的神情不得不严峻起来了。"老张说，"你认为缺乏尊重是一种最准确的描述吗？"
"我对带有强烈的理性偏见因而明显缺乏洞察力的理论的种种前提是缺乏尊重的。"
老张拍案叫绝，甚至站起来向我行了个礼，仿佛遇见了革命同志。他说几年来盘桓在心里的许多疑问，被我一席话说得透透彻彻，就像大热天喝了杯冰冻可乐。他问我有没有计划把那部失传的童话小说重新写出来。
我说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计划。那篇小说的大部份情节都是抄袭的。现在我已经忘了抄袭哪里了，但一定是抄袭的。我以为没有人会看，因为它的情节太过荒诞了。不过有一回我经过校园的枫树林时，发现有个女孩坐在树荫下，聚精会神地读着我的小说。我感动得浑身发抖，一转身就逃之夭夭了。
那个女孩也就是我的第一个妻子，四年前得了肝海绵状血管瘤，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死去。
老张说这次采访将在下星期五的"城市早晨"节目中播出，让我留意观看。然而，我每一次打开电视机，除了一些洗发水广告商铺招租广告寻人启示有线电视交费通知之外，并没有看见我和老张的表演。星期五的"城市早晨"是"介绍标准蒲耳五百种股票价格综合指数"和"什么是金融期权的标准合约"，中间插播三万元做业主的全海景别墅广告。
妻子终于要做手术了。这天，刘医生来到病房，很详细地向我们讲述手术的过程。我问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他说他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说这番话的，因为我先后两个妻子的肝海绵状血管瘤都是他经手治疗的，因此，在他心目中已经把我们当成老朋友了。
"可是你对我的前妻也讲这些。"我有些恼怒。
"那是因为她不肯做手术。"刘医生瞟了我妻子一眼，"我觉得你这位妻子比去世的那位聪明多了，她以后一定会生个大胖孩子。"
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我憎恶任何人说我前妻的坏话。"我可不想要大胖孩子，孩子太胖是不正常的！"我想奋起争论，妻子拉住我说，"算了，让他讲吧，反正我也想听听。"刘医生得意地挺了挺腰杆，看样子还想吹几声口哨。
"这种手术在切除肿瘤之前，要仔细分离肿瘤周围韧带和粘连组织，这是为了控制出血，明白吗？主刀医生会选择在偏向或靠近正常肝组织的地方下刀，用血管钳边钳夹，边切断结扎所有的血管和胆管，直到肿瘤完全切除。这样做止血比较安全可靠。"
刘医生一边说，一边做手势，他怕我们听不明白，又在纸上画了一副肝脏的草图，把哪里是下刀位置，哪里是肝动脉支，哪里是颈外静脉，一一解释清楚。
妻子很认真地看着肝脏草图，还把它颠倒过来看。
"肿瘤切除并彻底止血以后，我们会用一片游离大网膜覆盖肝切面，并加以固定。明白吗？还会在膈下放置两套管持续负压吸引。听得明白吗？"
刘医生热心地望着我的妻子。我不喜欢他的目光。妻子点点头说明白了，其实我知道她并没有明白。
刘医生离开了病房。妻子坐在床沿望着窗口，外面阳光灿烂，又是炎热的一天。她显得若有所思，心不在焉。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什么也没想。为了表明心中平静，她向我笑了起来，但笑得很轻，很快就停住了。
"害怕吗？"我问。我握了一下她的手。
"不，不害怕。"她也回握我的手。握得很紧，而且很久。接着她问："为什么她不肯做手术？"
我吃了一惊。"因为……因为……"我感到犹豫不决，"因为她的瘤子比你的大，医生说做手术可能会大出血。她害怕……所以……也不是不肯做，只是没安排好时间……突然就……"
妻子闪闪发亮的眼睛向我投来迷惘的目光。"你说，上天是不是为了让我和你结合，所以才让她离去的？"她问。
我不回答。她也没再追问。我们就这样久久地呆着，手握着手，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床沿，直到护士来通知她准备进手术室。
"祝我好运吧。"她微笑着对我说。
在妻子做手术的时候，我无事可做，只好呆在病房看报纸。"拉宾之后的以色列将何去何从？""北约新秘书长难产"。我略感诧异，北约新秘书长是个孕妇吗？"爱撒点小谎的小男孩和小里小气的大女孩"，这篇的题目还有点意思，再往下看，文章说，没看过女孩的男孩看女孩比女孩看男孩还要女孩。我颠来倒去读了几遍，脑筋硬是转不过弯来。只好说去他妈的全是垃圾。
妻子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刘医生说她很快就可以出院了。我顿时如释重负，离开医院后给电视台"城市早晨"节目组挂了个电话，问为什么没有看到采访的播出。老张用惊讶的语气说已经播了，我说放屁，星期五我一直呆在电视机旁。他说怎么会是星期五呢？是星期四播出的嘛。
"那你干嘛要说是星期五呢？"我愤怒地质问。
"没有，你弄错了，我说的是星期四。"
"你明明是说星期五。"
"哎呀，看来我们的沟通出现了点问题。我确确实实是说星期四，可能是你听错了。非常不好意思。这样吧，我帮你录一盒带子，你自己在录像机上放来看吧。好吗？"
我一个人坐在阳台，干巴巴地望着楼下的垃圾。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僵硬、过于一本正经。我在等阿珍，她答应下班以后来我家。她是晚上九点下班，现在门铃随时都会响。
门铃突然真的响了。
我踉踉跄跄地奔向门口，几乎滑了一跤。阿珍进来了，身上还穿着侍应的制服，鲜红鲜红。她这样上楼来我家，一定会引起邻居们的注意。但她像孩子似地无所顾忌，一进门便搂住我，踮起脚尖说："亲我一下。"然后一头倒在沙发上，神情兴奋地说："今天是好日子，你猜是什么好日子？是点心大佬的生日！等会儿我还去参加他的生日会，唱卡拉ok。我给他买了一条皮带做生日礼物，你说好不好？"
"皮带是送给男朋友的，好把他绑住。"
"他在追我。你说他做我的男朋友好不好？"
我吃惊地瞪着她，弄不明白这女孩子的大脑里转些什么念头。"你是认真的吗？"当然。找男朋友还能不认真？她笑着说。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似的无话可说了。
"我妻子明天就要出院了。"我嗫嚅着，喉咙好象被棉花堵住了。
是吗？她抬起头盯了我一眼，那目光就和那天听见我妻子住院时一样。她就要回家了，一切就要恢复旧观了，我将要重新变回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男人，每天喝一小杯酒，不慌不忙地用筷子挑肉，看电视连续剧，揉着发胀发软的肚皮。如此等等。
"你家有酒吗？我想喝点酒，给点心大佬庆祝生日。"阿珍说。
我从酒柜找出一瓶HennessyX.O，倒了半杯给她。她叫了起来，"你以为我不会喝酒吗？倒那么一丁点。告诉你，我喝一大杯也不会醉！喝完酒我还要去卡拉ok呢！"她抢过瓶子，倒了满满一杯，一口气就喝完了。
不到一刻钟，我便知道她根本不会喝酒。因为她已经醉得一塌胡涂了，开始还能歪歪扭扭地走路，但很快就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她又哭又笑，在地上乱滚乱爬，我使劲按也按不住。好不容易把她扶上床，刚一松手，她"扑通"一声又翻到了地上。
她嘟嘟哝哝地说着，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就深深地爱上了你……你长得那么英俊，像个律师……我的朋友都说你像律师……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我想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我给你打过好多电话……你不在，我知道你去医院了……我真希望是我生病在医院，你天天去看我……我见不到你好难受……
她哇哇地吐了起来，简直吐得昏天黑地，她在自己的呕吐物里爬着，弄得满身都是秽物，头发上也沾满了晚饭吃下去还没来得及消化的饭菜，恶臭逼人。我把她的脏衣服一件一件脱光了，丢进洗衣机里。我用随手能抓到的衣服、被子、枕巾、床单给她擦那些吐出来的东西，但刚擦完又吐，刚擦完又吐。
等我把她的衣服全洗干净烘干，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她还在不停地抽搐，吐着白沫，但已经不再滚下床了。我在她身旁躺下，紧紧地抱着她，听着她微弱的呼吸，开始担心她会不会死在这里了。
快天亮的时候，阿珍渐渐安静下来。我就这么抱着她，躺在酒气弥漫的床上，她现在变得像一只驯服的小动物，蜷缩在我的怀里酣睡。我是那么的疲倦，困意一阵阵袭来，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我们醒来时，天色已经大亮。阿珍又恢复了正常，既没有死掉，也没有因为酒精中毒而变成疯子。
"我的头要裂开了！"她起床时用生硬的语气说，"该死的酒，我以后再也不喝了！我以为和啤酒差不多，没想到这么厉害。我全身难受死了！咦，你怎么把我脱光了？我的衣服呢？"她跳下床，在干衣机里拿出她的衣服，蹬蹬蹬地进了厕所。
我躺在床上，听着她洗头洗澡时溅起的水声，懒洋洋一点也不想动。她从厕所出来时，形象焕然一新，虽然脸色还是很憔悴，但至少像活过来了。"你干嘛还躺着不动？你干嘛不说话？"她不耐烦地问，"你不是要接老婆出院吗？"
"我很累。"我说。
"那你睡觉吧，我先走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我仍然躺着不动。她站了一会，看着我好象想说什么，但没有说，一转身离去了。我听见她关上大门的声音。顿时万籁俱寂，四周变得像沙漠一样荒凉。
妻子出院了。那天晚上，我又能够和妻子一起坐在阳台，专心致志地观察人们是怎么熟练地穿过一堆堆的垃圾。白天，总会有些衣着破烂的拾荒者在垃圾山上乱翻乱扒，但现在天色已暗，那些拾荒者却还不肯离去，继续在垃圾堆寻寻觅觅。重重叠叠的晚霞已经消失，化作了浓厚的乌云；远处高楼的霓虹灯也亮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黄昏竟变得那么漫长，那么沉闷。
妻子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里，双手交叠轻轻搁在膝盖上，脸上的表情就像一泓平静的秋水，她说回到家的感觉真好，家里的桌子、椅子、衣柜、小茶壶、书籍，每一件物品，虽然盖满了灰尘，毫不显眼，但都是那么亲切动人，流露出活生生的感情。
"你的小说开始动笔了吗？"
"还没有。"
"你一定已经很了解阿珍了吧？你常和她见面吗？"
我吓了一跳，不知道她这么问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我一直沉默着。
"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妻子问，"有没有想过我再也回不了这个家？"
"没有。"我摇头。"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很难说。"她伸手过来，覆盖在我的手上面，"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躺在病床上常想起小时候和邻居女孩子玩跳橡皮筋的情景，那时我就会嘻嘻哈哈，无忧无虑地玩，怎么想到今天要做肝手术呢？其实这个手术已经在等着我了，那个时候它就已经呆在我三十五岁的这一年，很有耐心地等着我了。"
妻子笑了起来，她很少一口气说这么多的话，这不是她的性格。我忧心忡忡地望着她。她把脸微微扬起，望着被霓虹灯映照成橙色的夜空，此时此刻的她仿佛置身在一个梦幻的、柔和的、平静的境界里。
"我的这些想法是不是很奇怪呢？好象什么都是注定的，连你一辈子穿几双鞋子也是注定的，假如你注定要穿七十双鞋子，现在已经穿了四十双了，那就是说还有三十双在前面等着你，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呆着。它们不慌不忙地等着你去穿，你把它们穿完了，你一辈子也结束了。"
我有点惊慌失措，于是把她的手捧起来，装作深受感动的样子，其实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会不会是这次手术触动了她身体内某个一直被封闭着的机关，使一些本来潜伏着的东西突然发作起来呢？
她转过头盯着我，好一阵子，她微笑着说，"你不明白，你不会明白。"
"你解释给我听我就明白了。"
"不。"她缓缓地摇着头，"每个人都只明白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不会明白别人的。"
"你希望我怎么样呢？"
"就这样。什么也不用做，就这样……"
她的眼睛里蓦地充满了泪水，把头倚靠在我的肩胛上，我感到她的泪水正顺着面颊往下淌，一直淌到我的肩上，把我的衣服打湿了一片。
一九五九年锡兰总理被一名佛教僧侣杀死，一九六一年多米尼加独裁者被不明身份的刺客杀死，一九七五年孟加拉国总统被年轻军官杀死。这些人的死对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种结局实在可悲，对死者和刺客都太不公平了。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气温还是那么炎热，楼下的垃圾愈积愈多，白天是拾荒者的乐园，晚上成了硕鼠的天堂。
我再也没见过阿珍。我已经很久没去过红蜘蛛酒吧了，有一天晚上我去了，那儿还是那么冷清，灯光黯淡。男侍者看见我，脸上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来找阿珍？"他说，"阿珍半个月前就辞职了，她没跟你说吗？"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好象一下子掉进腹腔里去了。
"没有，她没跟我说。她上哪去了？"我问。
"不知道，"男侍者一边用白毛巾擦着杯子，一边说，"她和我们的点心大佬一起辞职，大概是回老家去了吧。"
我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漫无目的地打量着四周。阿珍不在了，她再也不会从那扇窄门后揉着睡眼出来了。没有了她，这个酒吧好象变得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看上去快要倒闭似的。这时，我突然发现墙上那幅裸女读书的大照片也不见了。我问侍者怎么回事，侍者说是经理命令拆掉的，换上了一幅山水国画。
"那幅照片还卖吗？"我问。
侍者说不知道，要问经理。他转进去里面一会，和一位胖胖的经理模样的男人一起出来。
"我想买那幅照片。"我说。
"挂了很久，太旧了。我也不好意思卖给你。"胖经理说，"这样吧，听说你是我们这里的熟客，那幅照片就送给你吧。"他吩咐男侍者上去阁楼把照片取来，还特别叮嘱他先把灰尘擦干净。
男侍者很快就把照片拿来了。经理瞪起眼睛，生气地骂道："怎么不拿纸包好它？这样也能送人吗？真是蠢得像头猪，什么事都要我叫才会做！"男侍者一声不吭地又进去了。
"当初卖这幅照片的价钱到底是多少？"我问。
"我吩咐他们，客人出到三百就卖。"经理骂骂咧咧，"这些人一点用都没有，你别想请到有用的人，看上去好象挺聪明，其实全是笨蛋，头大没脑，脑大长草！这么久了连块餐巾也没卖出去，就会偷懒。"
男侍者把照片包好了。经理满脸歉意地说送这样的东西给你真不好意思，而我一个劲地表示感谢。我拿着包得严严实实的照片，离开了红蜘蛛酒吧。这幅照片在我的小说里将成为重要的道具，因为它是我和阿珍那段短暂关系的证物。我在人行道上慢慢走着，内心一片死寂，不胜凄凉，忽然想起第一次来红蜘蛛的那个下雨的夜晚。这个漫长、迟缓、沉闷的夏天，看样子还没有结束，它死守着这个城市不肯离开。
一九七五年，沙特国王被自己的亲戚杀死，一九七九年韩国总统被自己的情报官员杀死，一九八四年印度总理被自己的保镖杀死，一九九六年我将被自己的小说《垃圾》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