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虹膜：女间谍秘史 |
 |
"请你不要悲伤，我只是出去旅行。"--参见马西莫·格里兰迪的相关传记第263页第6行 1、影星和间谍 在我困倦地合上双眼之前，我还想再看一看那些泛黄的报纸和老照片。粗糙的手感，单调的黑与白，密密匝匝的字母，仿佛无数只细小的蚂蚁，被大风毫不留情地扫进了历史的旋涡。我一点都不喜欢狂风大作的天气，那样，我必须整日呆在屋子里跟猫和狗以及那只乖巧的红嘴巴鹦鹉为伴，它们几乎成了我生命最后二十年中最亲信的朋友。 |
还是细雨斜织的季节更适合我，室外的景象灰蒙蒙的，推开窗户，可以嗅到泥土、蒲棒、薰衣草等混杂起来的味道。如果这时，你在冷清的长街上看到一位穿着雨衣戴着航空帽的女士，千万不要把她和蓝天白云映衬下的银色大鸟联系在一起。我这一生，坐过很多次飞机，到过欧洲许多国家的城市和港口，人们像对待女皇一样地欢迎我，热烈欢迎无声电影史上的女皇陛下到来。在我短暂的十五年银幕生涯当中，有过无数次光彩照人的瞬间，"她们"--我彻底堕落的肉体的形象是如此地邪恶，生来便魅惑人心，就连法西斯的头目阿道夫·希特勒也做了我的影迷。一切都像神话般高不可攀，即便那些虚伪严肃的家伙是如何不遗余力地攻击我，甚至充满狠毒地诅咒我。据他们说，我忽闪的睫毛比天使的翅膀更易于招摇撞骗，总能使善良愚昧的观众甘心上当。还有，我之所以保持独身，在这些观察力敏锐的报社记者看来，也十分可疑，早已有同性恋的丑闻悄悄传出，令我不得不佩服这些蚊子叮人吸血的本领。然而，谁又规定女子必须嫁人呢。
一直以来，我向往过上乡间的宁静生活，但我知道这也很难实现。在新鲜的水果还没有变得腐烂不堪，我必须退出影坛，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如果我始终赖在银幕上不肯离开，那么，真心拥护我的观众也会选择离开，把我无情地抛弃。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不能一直活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大约是在八岁那年，斯德哥尔摩，我的祖国瑞典的首都，一座简陋的后院草棚的倾斜屋顶上，野兰花一般地，我惊艳地给世人展示了自己的曼妙身材。从那以后，不可避免地，我要把这种火辣辣的演出延续下去，就像一尾游鱼滑进了夜晚的池塘，总会不由自主地被浮藻菱角什么的勾留。我愈陷愈深，加之做矿工的父亲一病不起，没有人会管束我了。况且，我也不愿意家人一辈子暗无天日地生活，永远面对着光芒微弱的油灯和漆黑一团的土豆，所以，十五六岁的年纪，我就不再念书了，我要靠演戏来挣钱，挣好多的钱。
大概是在一九二几年，时间不会晚于1923年，因为那年我已经和瑞典电影公司签订合同了，导演还给我取了个艺名，这就是你们所熟悉的嘉宝。我原来的姓名似乎叫葛丽泰·路维莎·古斯塔夫森。现在我老了，印象模糊了，反正是在那年父亲病死的第二个月，我就当上了营业员，PUB大百货公司，对了，一定没有记错，差不多整整两年，我都在这个见鬼的PUB大百货公司上班，人们对我的性格评价是，这是个羞涩文静的好姑娘，略带一些神经质，比如说，会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想起某件不相干的事情，或许仅仅是忘掉染睫毛了，她竟然就扔掉手上的活计，扔下表情愕然的同事和顾客不管不问，非把自己的事情先解决好了再说。
因此，也不乏有人在背后议论纷纷，说我喜怒无常，是偏执狂和色情狂合二为一的电影女明星。是的，我演过很多不那么艺术的片子，《激情》、《荡妇》、《肉与魔》、《风流女人》、《吻》……还要继续列举下去吗，对于这些逢场作戏强颜欢笑，我早已厌烦透顶，我差不多将近四五十年远离这个欲望横行的圈子了，而只是隔着很远用眼睛的余光扫视着我的同行姐妹们，她们中间有许多人死了，在地下痛苦呻吟，费雯丽、英格玛·褒曼、玛丽莲·梦露、奥黛丽·赫本……够了，我和她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电影史不能被遗忘的，但又注定被更多的后来者所取代，正可谓一树梨花压海棠，雪白更映海棠红。
现在，时间之箭飞快，已至1990年。我这一生，正巧赶上了一个世纪的开头和结尾，两次世界大战我都目睹了，还有很多政治家，他们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充满热情地握过我的手，现在却默无声息地长眠于世界的一角，与坟墓旁的铃兰、嬉戏的蝴蝶和轻风相邀作伴。恕我健忘，可以忽略掉他们的存在。最近，我的病情日见好转，已经可以支起身子，对着镜子梳理一下稀少的头发，当年，它们是如何地柔软飘逸呵，配上高挑的身材，人们都惊叹嘉宝的亭亭玉立；现在，它们却从金光灿灿变成了银丝斑斑。在翻阅那些旧报纸和老图片的同时，是的，我热衷收集它们。内心深处，我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大限将至，距离死期恐怕近在咫尺。到晚年时，有很多事情，我已经记不起具体的日期了，或许是不愿意进行回顾，无疑，这将增加我的精神负担，甚至带给我更多的痛苦。
我的记忆一片朦胧，除了1931年12月31日，念念不忘。后来，人们都说葛丽泰·嘉宝是世界电影史最下贱的妓女、最可怜的贵妇，我不反对这种说法，他们大概是针对我所饰演过的两个角色：茶花女和安娜·卡列尼娜。事实上，我个人最喜欢的女性形象却是玛塔·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女间谍。关于这份私人感情上的喜好，我始终秘而不宣，没有人愿意在公共场合为一个臭名昭著的色情女间谍辩白，我又何尝能够彻底抛开世俗的眼光来看待玛塔·哈里呢。终其一生，我塑造的最成功的角色大概只有两个吧，那就是茶花女和玛塔·哈里，习惯上，我都以她们的闺名呼之：亲爱的玛格丽特。1931年的最后一天，我迎来了银幕上玛格丽特的诞生，那天，电影《玛塔·哈里》首映。
我下文所要讲述的故事情节，与这部电影的内容无关。1931年12月31日，这一天之所以格外值得我纪念，是因为"玛格丽特"这个闪念般的幽灵从此在我的体内挥之不去，直到我自己也成了一名身份特殊的女间谍，"玛格丽特"的魅力光环才稍稍褪色。
2、法郎和子弹
1917年10月15日，面对荷枪实弹的行刑队，玛塔·哈里穿着她心爱的红舞鞋，若无其事地踏上了最后的死亡之旅。在巴黎郊外，一块叫做万森的多边形的空地，晨光仿佛一把犀利的长剑，闪烁着冰冷的锋芒，四周听不到悠扬的鸽哨，只有寂静的风声无形地吹刮着，刽子手们开始瞄准射击，他们的腿脚都有点发软。迎着呼啸而来的11颗子弹，这位41岁的女间谍的脸色丝毫没有慌张，相反，她挺直了白天鹅似的胸脯，难逃一劫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事实上，不管你是否相信，真的只有3颗子弹抵达了既定目标，其余的纷纷偏离了死囚玛塔·哈里的身体。更糟糕的是，这3颗子弹也未能击中要害部位，而只是让玛塔·哈里的左腿、小腹和右肩挂了彩。鲜血汩汩地涌了出来，疼痛难忍的玛塔·哈里迅速摔倒在地上，紧蹙着眉头，看起来意识非常模糊不清地哭喊着："上帝，帮帮我！"
执行枪决的士兵们不知所措，他们商量了一下，推选为首的那个红头发小伙子来结束玛塔·哈里的痛苦呻吟。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条遮挡视线的黑布，快步走近了自己的"猎物"，这一回，玛塔·哈里竟然合作地闭上了她的双眼，小伙子倒没有想到这名女间谍会很顺从，于是，他放弃了蒙面和动用刺刀的打算，而是准确有力地掐住了囚犯的脖子，狠狠地使劲一勒，直到奄奄一息的女犯人费力地睁大眼睛，目光越来越涣散，这个红头发的法国士兵才如释重负地松开铁钳般的大手。
另有一种说法，玛塔·哈里拒绝刽子手们将她捆绑在行刑柱上面，并且请求摘掉眼罩，她说，我要在光明的景象中离开，那样，即使到了地狱，我也不会变成瞎子。读者们，大可不必担心玛塔·哈里还能耍出什么花样，因为通往刑场的唯一道路已经被封堵住了，那是一座叫做阿维尼翁的吊桥，我曾经怀疑阿维尼翁这个地名和毕加索的那幅名画《阿维尼翁的少女》有什么关联，现在看来，更像是一种单词拼写上的巧合。
有关玛塔·哈里濒死前的精彩表演，被各式各样的虚假报道包围着，有传闻说这名女间谍在临刑时拉下了外衣，企图以肉色来迷惑指挥官，让他暗示自己的11个手下放空枪，这样一来，她可以躺在埋入泥土很浅并且透风较好的棺木当中，再让盗墓的人及时发现，就能够活命了。还有的文字资料表明了玛塔·哈里这个巴黎社交界的高级交际花生性浪荡，认为她在临死前多半开过类似的玩笑：这是第1次有人肯付12法郎占有我。请注意，"法郎"和"子弹"其实是同一词汇balle的双关语义。
3、红颜和白骨
所有这一切，未必都是无稽之谈。请允我细细述说。很多年后，站在巴黎医学院的一间梯形教室里，葛丽泰·嘉宝陷入了沉思。她明显地衰老了，眼角有几道不易察觉的泪痕，尽管这位昔日当红的女影星竭力把帽檐拉底，人们还是可以清晰地发现她忧伤的神情。空荡荡的教室里摆放着一架骨骼标本，让人难以将它跟一具有血有肉的躯体产生联想，这副无头的女性骨架为什么会掀起嘉宝内心深处的波澜呢，时光还要回溯到1939年的北欧，那是战云密布的高纬度地带，一片荒寒。挪威和丹麦业已被纳粹德国所占领，决不会稍感满足的希特勒经常抖动着嘴唇上的两撇小胡子，生气地训斥他手下的那群窝囊废，在这位战争狂人看来，如果让盟军的羽翼日渐丰满的话，要对付起来可不简单。因此，他一再催促有关部门加紧原子弹的研制，只要掌握了这项毁灭性的核武器，一切就都好办的，大不了跟英国佬同归于尽。希特勒是特别务实的军事家，他宁愿见到侵略战争的成效，而不是整天陶醉于士兵们嗨嗨嗨的敬礼。多少年之后，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在作品《希特勒的第一张照片》当中不无讽刺意味地把这个穿小外套的小阿道夫喊作"小宝贝，小天使，小点心，小乖乖"，并称希特勒来到世上的时候，暖暖的太阳、窗前的天竺葵和院子里手摇琴的奏鸣声，都被认为是有利的预兆。更为滑稽的是，婴儿时代的希特勒看起来像篮子里的小猫咪，屁股底下也垫着块尿布、同样衔着奶嘴裹着围巾，谁能够猜想到他日后会变成一个恶魔呢。
当希特勒背着他的情人爱娃，偷偷地在办公桌的中间抽屉里径自欣赏一组好莱坞女明星搔首弄姿的相片，他甚至忘掉了还有一个重要会议急等着他去召开；与次同时，刚刚接受了美国谍报机构特殊任务的嘉宝风尘仆仆，踏上了重返祖国瑞典的神圣之旅。这位石雕般的冷漠美人以她少有的笑容点燃了公众的热情，人们争相地买票，以一睹嘉宝的绝代风华为快事。没有人感到奇怪，短短数日之内，嘉宝跳蚤一样地往来于挪威和丹麦两地，这在今天，很可能会被视为明星走穴或行踪鬼祟，但那时的人们，思维是多么纯朴啊，他们不会怀疑嘉宝有什么隐秘的动机，感谢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大牌明星的盛情演出。今天，她要把一封信私下里转交给犹太科学家玻尔，这封言辞恳切的信函是由美国原子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发出的，他奉上级的命令，劝说老朋友玻尔逃离希特勒部下的控制。在1939年，玻尔是希特勒核武器梦想能否尽快得以实现的一枚关键棋子，而聪明的美国人则要借用嘉宝的纤纤素手，把这枚举足轻重的棋子给抢夺过来。计划进行地非常顺利，在一场告别晚会的后排椅子上，如期赴约的科学家玻尔忐忑不安，他的手紧紧抓着随身携带的一个皮箱子不放，脸上的表情极不自然。
有请，一位侍者轻轻地走到玻尔的近旁，他交给这位犹太人一张便笺之后，很快地领着玻尔消失在舞台的幕后。那晚的斯德哥尔摩剧院充满了一种粉红色调的欢乐气氛，高级包厢里坐满了德国军官及其夫人们，演出的间歇，唱片机里流淌着细沙般低柔的声音，有关爱情的歌曲如泣如诉。葛丽泰·嘉宝就像一颗闪亮的小星星，让每一个抽着雪茄的将领们腆着啤酒桶似的大肚子，都沉醉在幸福的夜空当中。晚会散场不久，剧院外面下起了滂沱大雨。这时才有人蓦然想起，刚刚从他们身边经过的嘉宝真的有点怪异，首先是她戴了个很大的墨镜，还穿着几乎超长的披风，走路的姿势也特别慌忙，更令人费解的是，嘉宝脸上的笑意荡然无存，发型似乎也有了些许改变。
相隔了将近半个世纪，嘉宝站在了飘满落叶的巴黎街头，悠悠的塞纳河水不知道能否照见这位昔日女明星苍老的面容，她长久地驻足在深秋的晚风当中，驻足在一家叫做阿纳托密的博物馆门前，路过的行人们不会去留意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婆的鹤发童颜。但可以确信，对这家博物馆里展出的一样东西，或多或少会有人感兴趣，那就是女间谍玛塔·哈里的头颅。一颗保存完好的头颅。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玛塔·哈里的红唇秀发，样样都充满了鲜活感，而她的尸身，却成了巴黎医学院里普普通通的骨骼教具。我们该庆幸这位高级交际花终于彻底摆脱了皮肉生涯，从此获得了精神上的完美永恒，还是要唏嘘感慨红颜薄命造化弄人呢？
最近，有又两则消息传来，一是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女间谍玛塔·哈里的头颅不翼而飞，究竟是谁盗走了这件曾让无数军官折腰的红粉尤物，我们不得而知；英国军情五处的一份解密文件更是让人莫辨真伪，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当年玛塔·哈里从事过任何间谍活动，这极有可能是一场误会。这位以表演裸体舞蹈著称的混血姑娘曾经跟几十个德国军官以及法国上流阶层有过性接触，倒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4、糖果和儿女
让我们的历史直接退回到女间谍玛塔·哈里被捕和入狱时的场景，叙述人仍然是大家熟悉的电影明星葛丽泰·嘉宝。
1917年1月2日，你乘着浓重的夜色潜回巴黎，到处散发着腐臭的气息，蛇在夹竹桃旺盛生长的地方出没，马车在市郊的林荫大道上疾驰。没有月光，淡淡的香水和尖顶帽增添了你神秘的气质。随后的一个多月，平安无事，你稍稍放下了心。虽然在过去的两年里，你不断地被英国军情处的人盯梢和盘问，但证据呢，他们指出你为德国人刺探军事情报，还说什么你的间谍代码是H21，真可笑，他们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所以，每次离开的时候，你都要送一个飞吻或者抛几下媚眼给那些无能的家伙。2月13日，这天清晨，你醒来的特别早，身子觉得有点疲乏，连续好多个晚上，你都和克鲁内先生厮混在一起，别看这位辩护律师上了年纪，布施云雨的本领却胜过很多银样蜡枪头的小伙子。你对那些慕名而来的陌生客人一视同仁，留宿一晚的开价是7500美元，惟独对克鲁内先生是尊敬有加，不但分文不收，而且伺候得尤其殷勤。你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自己多重的诡秘身份迟早会带来杀身之祸，到那时候，克鲁内先生就用得着了，他的确是个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辩护律师。
你闭上眼睛，在乳白的牛奶浴当中浸泡了半个时辰。然后，忽地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你以为准是克鲁内先生又带来了什么新的消息，于是裹着那件蜜黄色的浴巾，顾不上擦干身上的水珠，就跨出了浴缸。跨出了这一步，等于跨入了死亡的界线，后悔或逃跑都已经不现实了，你这一辈子出卖了很多情人和情报，却不知道哪个情人背叛了你，难道是克鲁内先生，事后的一系列举动证明你这个猜测是无端的，因此你困惑了，你将带着这个解不开的谜走向死亡。
故作镇定是你唯一的选择，你首先请普列奥莱警长和他的五名属下稍候，然后拿出夹心的巧克力请他们分享，这些糖果是盛放在尖顶帽中的，而那顶漂亮的尖顶帽搁在梳妆台上。你不慌不忙地对着镜子敷了些脂粉，接着款款地走出了房间，他们给你带着锃亮的手铐，你就此永远离开了爱丽舍饭店113号客房，等待你的是将是圣拉扎雷监狱的单人牢房。
在你生命的最后八个月当中，最想念的亲人就是儿子诺曼和女儿简。你还记得，诺曼是在1897年1月出生的，这年5月，你的军官丈夫就前往荷兰的领地东印度群岛复职了，不久，你们乘着一艘"阿玛利阿公主号"轮船来到了位于印尼爪哇岛中心地带的小村庄居住下来，在这儿，你有了个女儿简·鲁依茨，鲁依茨是采用了你丈夫的姐姐的名字，因为你们结婚之后最初的那段日子，一直寄居在雷采卡德大街79号的鲁依茨家中。
诺曼是在1899年6月27日死掉的，那天，你流尽了一生当中最后一滴眼泪，从此，你恨透了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尤其是风流成性的军官们。你的丈夫，一改往日的体贴，他被酒精烧昏了头脑，不但粗暴地对待你，诸如当众羞辱你、殴打你，甚至向你炫耀自己拥有的情人。诺曼才两岁多一些啊，就被自己父亲沾花惹草的举动给害死了，那个被你丈夫所引诱的保姆，她的情人是个满腔仇恨的士兵，一怒之下，他投毒杀死了自己长官的儿子。而你，只有终日以泪洗面。1900年10月，你们从安巴拉瓦移居到另一个村庄辛当纳亚，又过了两年，你们才回到荷兰，但是很快跟女儿的姑姑闹翻了，你们的家庭危如累卵，夫妻之间的感情更是微妙无比。大约是在1903年或者1904年春天，你孤身撇下女儿和似有还无的退役军官丈夫，撇下阿姆斯特丹市的冯布雷大街188号公寓--那个四分五裂的家，搭乘火车，前往一个可以让你彻底堕落的天堂--巴黎。在寺庙当中偶然间学会的祭祀印度神湿婆的东方舞蹈帮助你很快地出了名，1905年2月6日的《布克尔报》充满惊奇地赞颂你的舞蹈以其不可阻挡的魅力，给颓废的欧洲文化带来了一线生机。法国的芭蕾舞和清唱剧作曲家吉梅更是锦上添花，把他所拥有的二楼圆型美术馆送给你，从此，那儿成了展示你迷人风采的小剧院，每晚都是宾朋满座，笑语喧哗。
我也是在1905年出生的，"玛塔·哈里"这个响彻欧洲的艳名同样也不例外，它在马来语当中包括正午的太阳、诗情的喷薄、白昼之夜、清晨的明眸和时光之眼等各种复杂的含义，或许，你这一生，也正如艺名"玛塔·哈里"所显示的，是一场多重身份拼凑成的传奇？
5、监狱和内心
1917年的深秋显得格外寒冷，女间谍玛塔·哈里经常蜷缩在圣拉扎雷监狱单人牢房的简易床上，昏昏欲睡。白天是短暂的，透过铁格子窗，可以望见对面的墙壁上留下的一块块潮湿污浊的水印，仿佛是一张破碎的模糊不清的军事地图，玛塔·哈里太熟悉它们了，她记得自己从前随身携带过一种"隐显墨水"，这种汞的氧氰化物具有神奇的功用，既可以显影图纸，又便于藏匿，还能够避免一系列的麻烦。因为这种药水一旦注射到女性肌体以内，就能成功地避孕。假如被敌人抓获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在当时，欧洲有许多高级交际花都使用过这种注射剂，并不能够以此证明某人携带"隐显墨水"，就一定是间谍。
监狱过道里的瓦斯灯光一直亮着，从早到晚。死囚玛塔·哈里经常是一觉睡醒，发觉黎明还没有到来，因为在她身边的两张简易床上相对坐着两位修女，她们是晚间志愿前来陪护的，为了防止女犯人发生什么特殊状况。年长的那个名叫莱奥尼德，表情木然，岁数稍轻的修女玛莉，看起来弱不禁风，常常让人怀疑她才是那个即将被处死的可怜囚犯。玛塔·哈里对于玛莉抱有一丝好感，因为说话细声细气的玛莉非常和善，从来不拒绝她倾诉自己少女时代的故事。
"我出生在弗里斯兰省的小城吕伐登，那是1878年8月7日。你应该知道，吕伐登最初只是荷兰北部的一个饱受海水侵蚀的荒滩，这里没有大片的郁金香盛开，屋檐下也见不到鲜艳的衣服晾晒，一年到头都是狂风肆虐、愁云惨雾的鬼天气，当时的养牛和奶酪制造业都还不像今天这么发达。但是，我很快乐，有个幸福的家庭，父母都很疼爱我，哥哥约哈内斯和两个孪生的弟弟阿里、喀琉斯虽然争强好胜，却处处让着我，谁叫我是家中的独女呢。我的父亲亚当·泽勒是个开帽子铺的生意人，他总喜欢东奔西跑；母亲安切总能把家里收掇得停停当当，她习惯靠在沙发扶手上，听我乱七八糟地敲打那架英国老式钢琴的黑白琴键。没有人瞧不起我这个调皮的混血姑娘，直到我们家庭彻底破裂，那是1890年9月4日，我的父母解除了夫妻关系，第二年安切病死了，哦，我可怜的母亲。
后来，我投奔了住在海牙的伯父，放弃了幼儿园教师这份滑稽的工作。很快，我便结识了鲁道夫·麦克·里奥德上尉，这位秃顶的军官曾经在爪哇、苏门答腊一带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喜欢佩着腰刀戴着贝雷帽，处处表现出一个中年男人的特有成熟和不凡的贵族气派。我那时是多么地年轻和草率啊，1895年7月11日，格特鲁德·玛格丽特·泽勒女士和鲁道夫·麦克·里奥德上尉的婚礼如期在一家美式咖啡厅举行。
在我没有成为舞蹈明星玛塔·哈里之前，我就是那个被人们亲昵地称为"玛格丽特"的泽勒女士。我的悲剧，或许就是从自己不再是"玛格丽特"或者泽勒女士开始的。谁知道呢，在1900年左右，凡是被丈夫抛弃的女人，都去巴黎闯荡世界了，我沦落到这个地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两个修女陪同着女间谍·玛塔哈里度过了最后的日子，经常前来探望的还有克鲁内律师，他为自己秘密情人展开的辩护滔滔不绝，但丝毫不能感染法官，他甚至给法国总统普恩加莱修书，要求恩赦这名艳名远扬的舞蹈女明星，但遭到无情地驳回。距离行刑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玛塔·哈里逐渐打消了求生的念头。死亡的前一天晚上，她从睡梦中不断醒来，低声呼唤着"玛格丽特·泽勒"，那是她从前的名字。在这名女间谍绝望的眼神中，白眼球和黑色的瞳孔就像被永久分隔开的白天和黑夜，就像冰山和火焰，中间是一片漫长的死灰地带，人们把这个浅褐色的圆环叫做虹膜。
